大家好，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話題是“從思想史的角度重新理解管理”。
其實也是秉持德魯克的管理是一種博雅藝術的原則，試圖從思想、從歷史的角度理解管理。
主要分三個部分展開：中國思想、中國管理和中國企業。
一、看中國思想
大家都知道德先生、賽先生對吧？到現在正好100年了。
筆記君注："德先生和賽先生"這一名詞是在新文化運動時期提出的一大重要口號。
在1919年五四運動期間，熱血青年高舉"民主"和"科學"兩大旗幟，向封建禮教以及封建專制思想猛烈開火，并由此走向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
現在北大校園里還有"德先生"和"賽先生"的雕塑。
1958年胡適回到臺灣的中研院擔任院長時，蔣介石發表致辭時就講到，只有德先生、賽先生還不夠，我們還得再加一個東西，叫倫理。
但胡適當時沒給蔣介石面子，上去講話時直接就說，倫理是什么，能跟科學和民主相提并論嗎？蔣介石面色大變，這是他們那個年代的互動模式。
但其實蔣介石是對的，科學、民主之外還有一樣更重要的東西被人們忽視了，那就是信仰。
信仰的重要性，我們可以通過看它與科學和民主的關系來了解。
1.科學與信仰的關系
這里引用一句話：“微小的學識使人遠離上帝，廣博的學識使人接近上帝”。
從牛頓到達爾文，從哥白尼到布魯諾，從愛因斯坦到愛迪生，都是虔誠的宗教徒。
有一項著名的調查發現，過去300年里近300位最偉大的科學家，其中92%都是虔誠的宗教徒，所以，這其中的關系就不言自明了。
2.信仰和民主的關系
這里也引用一句著名的蘇格蘭牧師的話：
“在蘇格蘭有兩個國度和兩個國王，在地上這個國度您是國王，在耶穌、基督的國度，您不是國王，您和我一樣是上帝的子民而已。”
可見，信仰對民主何其重要。
我們知道，1688年光榮革命奠定了國會比國王大，法比王大的原則，但你可能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從1638年開始，蘇格蘭人長老會他們經過50年的浴血奮戰才取得這個結果。
其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歷史性路標就是1648年有一個威斯敏斯特會議，這個會議確認了一個原則，即信仰比國王大，良知的自由比任何事情都更重要。
這是英國的歷史給我們的啟示。
再回頭看中國，從1840年才睜眼看世界，但這100多年來我們真的看清世界了嗎？這就要打一個問號了。
西方的經典，它是有正典和負典的，正典就是兩希文明，希伯來和希臘。
正典相當于是他們的糧店，買主食的地方，但我們很多中國學者，或許是因為無知，也或許是因為浮躁，選擇的都是負典，尼采主義、存在主義，各種后現代主義，什么結構主義、現象主義、東方主義。
當然，不是說這些東西沒有價值，而是它不是糧店，它是藥店，甚至是雜貨店，它是無聊的人去買點小東西玩一玩的地方。
這是思想史的一個大的背景，給大家奠定一下基調。
中國人懂科學嗎？這里也要打一個問號。
1923年，著名的科玄論戰，最后梁啟超和胡適算是劃上了定音錘，胡適將那些關注科學之外的話題的人稱為玄學鬼。
他說玄學鬼就像孫悟空，怎么翻也翻不過如來佛的手掌心。
如來佛是誰？就是德先生和賽先生。
但梁啟超水平更高，他說科學的領域不管你怎么擴張，都無法涵蓋到我兩位先生的領域，這兩位先生是誰？一位是愛先生，一位是美先生。
這兩位先生上不承天子，下不理諸侯，這是梁啟超最后的定錘之音。
所以，很多人都理解不到科學之外的這些重要的東西，他們把科學變成了科學主義，變成崇拜的對象了，這很恐怖。
因為真正的科學家不會崇拜科學，沒有真理，只有一個向真理無止境靠近的過程，所以，這在學術上叫證偽主義。
一個理論，如果沒有任何東西能夠駁倒它，說明它是偽科學，這個學問本身就站不住腳。
社會科學比自然科學更為復雜，為什么？
因為它有不同的“分析層次”：個人層面、團隊層面、組織層面、產業層面、經濟體層面，規律都不一樣。
沒法通過“化約”的方式用個人層面的理論替代組織層面的理論，也沒法用組織層面的理論去替代經濟體層面的理論，而且很多社會現象它都是的“過度決定”。
比如李雷和韓梅梅離婚：
從心理學角度分析，他們兩脾氣不配，都太暴躁；從社會學角度分析，李雷是個鳳凰男，現在社會地位高了，跟韓梅梅的關系就緊張了；
從經濟學角度分析，他們兩收入都不錯；
從社會人類學角度看，如今大城市獲得異性的方式很多，何苦要結婚。一樁離婚案，可以有這么多的維度的分析。
所以，知道一個維度的原理后，往往它就會過度解讀，它所有的原因加起來超過了100%，200%，甚至是300%。
那么，你了解的原因，80%以上就是最重要的原因嗎？未必。
因為所有的加起來都超過300%了，這就是社會科學為什么如此復雜的原因。
還有一個更為復雜的地方是很多社會領域所謂的真理，它都是社會建構的成果。
比如，什么是美？錐子臉就是美嗎？不一定。所以，它不是絕對的東西，大家認為股市明年會漲，都去買，果然，它就漲了，這就是社會建構。
社會科學比自然科學更為復雜，做學問的人要用一種更加低的姿態理解它，不要輕易把這些科學的人的邏輯拿到社會科學領域、管理領域來用，意義不大。
民主的進展，在中國還是蠻艱難的一個過程。
為什么？
首先，非常不幸的是，在我們向西方選擇思想時，西方發生了一戰，讓我們對歐洲主流的東西產生了失望的情緒，然后把一些思想推給了我們。
二戰不用說，就更讓中國慢慢失去了與西方溝通的主流頻道，所以，我們只能在黑暗中進行所謂“艱辛的探索”。
科學在中國畢竟有一百多年了，慢慢的上岸了，民主方面，我們至少找得到方向了。
但信仰的重要性，說實話，絕大多數中國人還沒有概念，至少沒有恰當的比例感。
日本是靠神道教，武士道教精神是日本傳承幾百年的家族企業背后最重要的精神資源，韓國是靠基督教，中國臺灣靠佛教。
那么，中國大陸靠什么？這是我們要思考的。
另外，企業家有了信仰之后，怎么能夠做到不是孤芳自賞，又能勇猛精進，還是很有挑戰的，因為很多有信仰的人會變得很軟弱，沒有戰斗力。
所以，怎么能夠像美國的新教徒一樣，像IBM的創始人沃森，像戴爾電腦創始人戴爾一樣，像沃爾瑪創始人沃爾頓一樣，一方面對自我要求極其嚴格，另一方面，戰斗力又無比強大，這才是信仰的正道。
結合中國實際，看一下科學、民主和信仰在中國企業界的情況。
比如說互聯網的零距離說法，要把三位古典理論都顛覆了，泰勒的科學管理被顛覆了，韋伯的科層制也被顛覆了，法約爾職能管理被顛覆了，這完全是瞎說。
因為只要有分工就有泰勒制，只要有上下級就有泰勒制。做事只要分兩個以上的步驟就會有法約爾職能的管理，怎么能被顛覆？
連微積分都沒學過的人，都在大談特談量子糾纏、量子物理。
所以，比無知更可怕的是虛榮，比虛榮更可怕的是又無知又虛榮。
在過去四五年里，中國經濟有一點迷失了方向，在互聯網上浪費了太多的精力和資源。
二、看中國管理
我非常小心、努力，也非常謙卑地致力于把社會科學的內容揉到管理學中來。
從人類學上，走上面Positive的一條線，社會學、經濟學、心理學，下面那條線走Normative，政治學、法律學、倫理學，最后歸結為宗教學，將其和管理聯系起來。這才是做學問的正道。
不能說到管理就自創一大套概念或者是理論，因為這么多聰明人，琢磨了一百多年才有了現在的管理學。
我們要做的就是理解這些幾百年才沉淀下來的學問，把這些領域的知識努力地揉到管理學中.
同時，管理也要努力避免另外一種傾向，就是的低齡化、幼稚化、寓言化的傾向。
這是從科學的維度去理解管理，再有一個維度是民主。
我做領教工坊跟中國最優秀的一批企業家打交道時發現，這些老板從來不跟向他匯報的下屬做一對一的談話。
我跟他說，你要跟向你匯報的那十個人做一對一的談話，每個月做一次，甚至每一個季度做一次，你整個公司的績效就會乘以兩倍甚至三倍，但他就是不做。
你知道原因是什么嗎？此山是我開，此樹是我栽，一磚一瓦、一草一木都是我打造的，你一個打工的跟我要一對一談話，而且還要完全平等？
他根本受不了，內心深處能躲就躲，能逃就逃，有無數個借口不做這件事。
從這一點，就能看出在中國要真正懂得民主的重要性有多難。
所以，在中國做企業，怎么“為公司加冕”，想辦法讓創始人認同，公司比他大，這是一個非常艱巨的任務。
為公司加冕可能很多中國人聽不懂， 我想了大概一兩年，換了個說法，我說在你內心深處，你是老子，企業是兒子，還是反過來，你是兒子，企業是老子？
這下他就能聽懂了，說企業肯定是老子，我是兒子，可能是大兒子吧，責任、權利、利益大一點。
但我是平等的率領著一起來為這個老子，為這個共同的使命、價值觀拼搏的團隊的成員之一，這才是做企業的正道。
但一般企業家無法理解這個概念，更不用說立法權和行政權的分離，你制定游戲規則，一定要按照這個游戲規則去做，不能上午剛制定，下去就改，這讓大家怎么尊重這個制度的神圣性？
所以，中國企業家精神我們都有，中國最不缺的就是企業家精神。
那么，中國人缺的是什么？是職業化的精神，就是一對一坐下來，大家談好合同，你給我A，我給你B，按合同去做，這是做企業最重要的精神。
如果企業不重視這種精神，或者不懂這種共同的價值觀之上的職業化的做事方式，這樣的公司是走不出去的。
你公司的愿景和使命是什么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奮斗，是民族工業的復興，你怎么讓日本人、印度人、美國人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奮斗？
所以，一定要找到那個普適的價值觀。有人會問，你說的普適價值觀是西方的那一套。
這從來不是西方的那一套，美國人為什么更強調平等、尊重、信任、合作、分享？
因為美國是一個移民國家，你站在紐約街頭一看，高矮胖瘦、紅白藍綠什么人都有，五湖四海的人到這個地方來，不按一個共同的規則怎么能行？
所以，它強調普適價值觀，只是因為它率先進入一個國際化的環境。
所以，經營企業一定要記住一點，企業是介于公域和私域，它不是家庭，也不是國家，它是兩者之間。任何企業都有社會性的一面，你必須既要向公域學習，也要向私域學習。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我們要向公域學習這種規則意識，向私域學習對人的溫情，對人的愛，這是企業管理之道的不同之處。
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所有企業都是社會企業，一個企業如果不是社會企業，那就不是公司，而是私司。
三、看中國企業
我們今天在皇家假日酒店開會，相信主辦方選擇這個酒店肯定是有原因的。
曾經金融街最好的酒店是洲際酒店，這個酒店接待了無數名人大腕兒，主辦了很多高大上的活動和會議。
但今年3月份合同到期了，沒談攏，牌子換掉了。四月份我到了，就發現保安在罵人，訓開車來的人；
一進去就發現前臺的女孩子只顧低頭玩手機；
而且大堂內彌漫著一股難聞的氣味，我當時心里就倍兒涼，為什么會變成這樣？
你可知道，洲際酒店的管理規章就有很厚的一摞，現在人馬都沒怎么變，除了總經理和人力資源部的人變了，其他人馬沒動，怎么就一團糟了？
這就告訴我們，管理就是這么一個脆弱的東西，管理是反自然、反人性、反歷史的？
1. 反自然。
有秩序的東西慢慢變得無秩序，比如一個花園，兩年不去料理肯定會變成一塊荒地，這是自然規律。
管理就是要跟這個規律作斗爭，反自然。
2.反人性。
我們天生就喜歡看別人的缺點，看到別人騎自行車摔一跤就哈哈大笑。
但管理就是要逼著你去看人家的優點。用人用其短，天下無人可用，用人用其長，天下人人可用，逼著你去看別人的長處。
比如，我們都喜歡逞能，一有機會就表現，但管理者是不能逞能的，一定要賦能，要讓別人去表現。
所以，一個企業領導者的領導力水平，跟你的企業內部開會時你的發言的比重、頻率、先后順序成反比。這是反人性的。
3.反歷史。
最可怕的是反歷史，為什么？因為生老病死是逃不掉的，企業也要遵循這個規律，最后都會死。但我們拼的是什么，就是晚一點死。
就像好萊塢電影里的英雄和歹徒糾纏了兩個半小時，最后兩個人都倒了，但最后英雄又爬起來了，他沒死，或許第二天他就死了，但不妨礙他是英雄。
所以，我們拼的就是這種使命感，要的是一種類宗教的精神，一種圣徒精神。
如果沒有這種圣徒精神是不可能長期堅持去做好工作的點點滴滴的。
馬克斯.韋伯說，“沒有新教精神就不會有資本主義的崛起。”
沒有這批人拼命掙錢、拼命省錢、拼命捐錢，就不會有這些貪官污吏苦苦排隊去移民的國家的繁榮，所以，它背后是新教精神。
大家都知道客觀管理的創始人泰勒，他是虔誠的路德教的教徒，他拿著秒表掐著時間做動作研究。
每天早上，他會掐著秒表起床，掐著秒表刷牙，掐著秒表吃早餐。
你若想讀懂德魯克，就一定要懂他背后的理念。
他認為社會組織、社會制度都是為了更高的目的而存在，我們所謂的企業的目的不是為了利潤，甚至不是為了客戶的滿意度最大化，而是為了一個至高無上的目的而存在。
這個目的是什么？就是提高人、成就人、完善人。
哈佛商學院是被一批什么人長期主導？摩門教徒。
他們對自我要求極其嚴格，不喝酒，連茶葉都不喝，就是為了顯示自我控制的能力。
IESE是歐洲最好的商學院之一，它的背后就是天主教最保守的教派。
所以，全世界最好的商學院它背后都有這樣的信仰背景，如果你不懂這一點，那些所謂的方法、工具、技術，以及各種制度、體系、流程全部都是過眼煙云，就像洲際酒店一樣，剛換一個月，就彌漫著難聞的氣味了。
管理學是什么？
管理學是科學，有系統的方法。而且這個系統的方法里包括全面、長遠的視角、技術的視角。
管理更是民主，它需要高級的法治精神，你遵從的不是這個法律的文字，而是法律的精神。
不是在完全合同下去遵從，而是在不完全合同下去遵從，因為大多數雇傭合同都是不完全的合同，它無法規定你禮拜三早上起來做什么，給你多少錢。
而且，很多情況下，它不是合同，而是誓盟。
合同是協議A給B什么，B給A什么。
誓盟是不管怎么著，我就是A，這叫誓盟。很多最優秀的企業家跟員工簽的都是誓盟，而不是合同。
就像結婚時的那句誓言，“不管你是貧窮還是富有，是健康還是疾病，我都要照料你，這叫誓盟。”
但最重要的管理是什么？管理是信仰，它一定對這個事業達成共識，沒有共識就無法解決這三個問題：方向、協同和動力。
這三個問題都需要信仰的力量來支持。
再來看中國的企業，最優秀的中國企業暗合上述這個邏輯：科學加民主加信仰。
中國人對信仰非常陌生，但有一套制度系統我們是相對熟悉的，即黨的干部管理、組織管理的這套原則。
中共的老師是誰？是蘇共？蘇共的老師是誰？是東正教。
斯大林就是東正教神學院的畢業生，列寧成長于虔誠的東正教教徒家庭。
東正教的背后是什么？基督教。所以，共產黨的那套系統暗合這套人類文明的主流文化。
所以，在講天主教、新教時比較陌生，但共產黨的那套組織方針都能聽懂。
阿里把這套系統就用得很好，2010年的三大運動，完全跟共產黨一模一樣的方法，然后再基于公司的人才管理的一些原則，再加上武俠文化，就有了今天的阿里。
華為，它的群眾動員機制，它的干部管理機制，它的批評與自我批評機制是從哪兒來的？
它長期以IBM為師，把IBM 2B的那套打法用得爐火純青，再加上他們對美國軍隊的研究，就有了今天的華為。
還有一家企業，叫廣州視源，他們是真的共產主義。
所有高管的錢都放在一起，所有的員工、團隊開會自己決定自己的工資，你覺得你值多少錢，你就拿多少工資。所以，它在管理學界是一個非常值得學習的對象。
當然，也有一些別的選擇，像福耀創始人曹德旺就是一個非常虔誠的佛教徒，他是真正做到了不隨波逐流，又做到了勇猛精進。
在90年代就把臺灣的EMBA的所有教材通讀了一遍，把臺式的精細化管理用在了經營福耀玻璃上。
幾十年如一日的做一件事，做好一片汽車玻璃。所以，他成了汽車玻璃大王，現在經濟有點危機，大家都很擔心，但他沒有慌張之態，因為他早就做好了所有的準備。
再比如方太，學孔仁孟義學得非常到位，再加上他對惠普以及西方的人文主義的管理方式的學習，也融合得非常好。
還有我們現在比較年輕的一些企業家，也把基督教的思想和精益生產管理融合起來，取得了相當不錯的業績。
我從博士生讀著讀著變成了大學生，再讀著讀著變成了小學生，我發現原來管理居然如此陌生，我根本不認識它。
所以，在講管理時，最后要回歸到杜維明的三個階段，我們做企業時，起初是各美其美，慢慢的是美人之美，最后要達到美美與共的這個階段。
有些人說中國最好的企業是中體西用，中國理念，西方標準，這個觀點我是不贊同的。
共產黨這套理念是中國的嗎？當然不是，但不影響我們去向它學習，不影響我們把它用到企業的經營管理中去。
最后，我們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夠幫助大家理清思路。
真正理解什么是管理，管理背后的科學維度要求我們做什么，民主的維度要求我們做什么，信仰的維度又要求我們做什么，民主的維度要求我們做什么。
作者：肖知興；1993年畢業于中國人民大學，先后任職于中國技術進出口總公司和諾基亞（中國）投資有限公司，歐洲工商管理學院（INSEAD）管理學博士，現執教于中歐國際工商學院，任西班牙政府創業研究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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