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中，總有不安分的天性。在我看來，把這種“不安分”的天性轉化為動力，成就了40年前的改革開放。
對于孩子的“調皮搗蛋”，我總是比較寬容。我覺得，這是孩子的天性。我出生在“十年動亂”時期。現在想來，“動亂”也是滿足了有些人不安分的需求。我小時候最深的印象之一是開批判會：臺上的“地富反壞右”掛著牌子挨批，下面的很多人卻很興奮、有似于現在的明星演唱會或足球賽。
那時，無論是什么政治風向，無論是“批鄧”還是“批判四人幫”，這些人都會被拉出來挨批、被指責為“走狗”、“爪牙”。不知什么原因，讓我想起現在遍地召開的科技會議：無論是什么話題，不論懂還是不懂，總有些院士會跑到大會上發言。
改革開放以后，最大的變化是讓人們把“不安分”的焦點轉移了。
一個重要的改變，是重視學習了。
我爸媽的學校有位姓弭的“反革命”，負責挖大糞。他小時在日本人的學校里讀過書，懂日語。他在宿舍外面掛起很亮的汽燈、教人學日語。周圍村子里跑來了上百人，稱他為“弭老師”。老弭特別開心、沒有一分錢回報，卻干的特別帶勁。當時他還沒平反，只是不開批判會了。有人甚至還說：老弭是不是要毒害青少年？
我爸是學校小有名氣的數學老師，經常會有人找他。我的小學老師就曾在課上遞給我一張紙條，上面是希望我爸幫忙解的幾何題，同學們為之側目。我的外公是梁漱溟先生的學生、解放前的小學校長。因為說過“農民的生活不如工人”、指責反右時“墻倒眾人推”，被打成“右派、反革命”，回家務農。平反后他就退休了，卻經常做夢、重新回到課堂。而且，每次說起來，都非常激動。
讀書不好的人，也把焦點轉移了。
我姐姐有個同學，外號“老呆”。他成績很差，多次留級。小學畢業以后，“老呆”就輟學了，跟著當廚師的爸爸賣油條，成為最早的一批“萬元戶”。
當然，更重要的還是農村和企業的改革。
過去的農村真的吃不飽。我5、6歲的時候，奶奶家只剩下地瓜干了。我從玉米地里偷出來幾個玉米回來，還不敢跟伯父講。“偷東西”是很緊張的，那種感覺今天還有記憶。那時，生產隊長每條吹哨子讓大家上工。我還記得伯父說起某個干部總是出工不出力，大家都在地頭上等他。改革以后，很快就吃飽了。
城市的變化也一樣。蔬菜公司員工的態度變好了、附近的叔叔們經常談論獎金，也讓我記憶猶新。
我記得當時有一句話：調動一切可以調動的積極因素。我想，讓人們把“不安分”的精力轉移到干正事上，而不是互相斗爭，是40年前改革開放成功的主要原因。
當然，“不安分”的結果并非都是人們所期望的。
當時的年輕人開始追求“靡靡之音”，鄧麗君的歌曲開始在大陸流行。年輕人喜歡穿“喇叭褲”，留“長鬢角”。為此，我還經歷過多次“反對精神污染”的運動——包括港臺歌星的“氣聲”唱法都在批判之列。現在看來很多很正常的事情，當時很多人卻不能忍受。
據說，老先生的觀點是：改革開放就是打開窗戶、換換新鮮空氣；打開窗戶，新鮮空氣進來了，蚊子蒼蠅進來也難免；不能因為“蒼蠅蚊子”就把窗戶關上。我們有今天的自由，真的是衷心感謝老先生。
現在，我國社會發展處于一個新的階段。國家必須依靠創新才能發展。要想創新驅動，關鍵還是要調動人的積極性、尤其是精英人才的積極性。而調動積極性，就要給人以更多的自由、包括思想上的自由、研究問題的自由。要給科技人員多一點自由、少一點指標化考核，讓他們有精力去做自己喜歡的事情，而不是整天為了SCI苦惱。還要給各種各級管理者更多的時間去做正事，而不是無窮無盡的審核和填表。
對不同的思想要包容——古今中外，凡是社會發展到鼎盛時期時，總是會有更多的包容和自由。動不動就刪人家的帖子，不符合社會發展規律，也不符合老先生的一貫主張，對當前的改革發展肯定也是不利的。
作者：郭朝暉；寶鋼研究院首席研究員
【相關鏈接】中美貿易戰與中央經濟會議解讀
您的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