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幾年一直在減稅
問：據報道，美國國會參眾兩院將在12月22日之前對一攬子稅改法案進行表決。“特朗普稅改”方案又使人們擔心中國的制造業涌向美國，您認為中國該如何應對？
答：美國作為世界最大經濟體，其國內政策具有重大的外溢效應。“特朗普稅改”方案將會對包括中國在內的其他經濟體產生影響。但是，減稅政策是帶有一定周期性刺激目的的政策，其穩定性較低，而且，制造業回流自奧巴馬第一任期就已提出，但實際效果并不明顯。根本原因在于，企業在哪個國家投資是綜合考慮的結果，稅收僅僅是其中一個決策影響因素。因此，對于制造業的發展，我們也應該考慮長短政策結合的因素。
對于中國來說，要轉變稅收思維，堅持并進一步加大減稅力度。其實中國在近幾年一直處于減稅階段并取得了一定效果。2017年全國兩會上，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全面推開營改增試點，全年降低企業稅負5700多億元，所有行業實現稅負只減不增”，2017年“全年再減少企業稅負3500億元左右、涉企收費約2000億元”。
我們目前的稅改力度和幅度仍顯不足。正如李克強總理所言，許多國家都在醞釀出臺減稅措施，在新一輪全球競爭中要有“搶跑”意識，用實際舉措提高企業競爭力。
從長遠的發展角度來看，提高我國制造業在國際上競爭力，我們還是應該重視以創新驅動為引領的改革與發展路徑，改善營商環境，創造更好的創新條件。在中國企業對外投資方面，應該高水平地“走出去”，不能單純追求數量，還應注重質量以及風險防范。
中國企業“走出去”面臨一些風險和問題
問：中國企業“走出去”可能會面臨所在國家和地區哪些風險和問題？
答：全球化智庫（CCG）在社科文獻出版社最新發布的《中國企業全球化報告2017》研究顯示，海外政治風險、宏觀經濟風險、勞動糾紛風險、安全審查或政府阻撓風險等是中國海外投資者面臨的最主要的不確定因素。此外，中國企業對外投資出現了一些新問題，突出表現在以下方面：
一是“一帶一路”倡議初期海外投資風險顯現。“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正值全球經濟增速乏力和經濟全球化步伐放緩階段。沿線國家在參與“一帶一路”倡議中的開放程度、合作深度、執行力度上常常有所保留。各種“隱形壁壘”的客觀存在使得相關協議的落實過程屢遭波折。與此同時，“一帶一路”建設項目規模、資金需求量巨大，中國企業對外投資經驗不足、國際化水平不高等問題，使得初期投資風險上升。
二是東道國嚴格審查成為跨境并購受阻的重要原因。
三是跨境電商初“出海”風險高。隨著近幾年淘寶全球購、天貓國際、聚美優品、蘇寧等跨境電商“走出去”浪潮迭起，其產業運輸風險、海關報關、風險管控與監管等方面問題也開始逐漸凸顯。
四是“走出去”的制造業面臨向“高端智能化”轉型難題。由于人工成本、人民幣升值和貿易壁壘等因素，中國制造業在“走出去”過程中的成本優勢逐步喪失。近年來全球制造業行業呈現出向南亞、東南亞等廉價勞動力地區轉移的趨勢，我國人力成本優勢漸漸喪失。與此同時，制造業產能過剩的結構性問題促使我國大力加快制造業“走出去”的步伐成為必然。
五是海外產業園區模式亟待完善。境外經貿合作區的建立是我國推進國際產能合作的重要途徑。目前，我國境外產業園區發展仍處于摸索階段，風險與優勢并存，比如我國海外產業園區的建設經驗欠缺，特別是缺乏整體的規劃以及合理的企業資源配置，帶來開發成本偏高、經營形式粗放、配套設施不完善等問題。
“走出去”要國際化人才，也要“抱團”
問：走出去的中國企業為了解決問題、發展企業，本質上需要國際化人才，請問您對這個問題有何建議？
答：國際化人才不足是中國企業進行對外投資、擴大國際化經營規模、提高國際化管理水平的主要制約因素。我建議，政府層面，應繼續放開國際人才政策，為進一步吸引國際人才創造良好的環境條件。對于企業自身而言，需要具備國際化人才意識，注重培養具有全球視野的掌握語言能力、專業知識、行業規則的專業化人才，重構傳統的人才培養戰略。
具體建議包括：充分發揮中國前外交官和商務參贊的作用；加大使用海外華僑華人的網絡力量；充分利用我國在海外的留學生資源；充分利用外國在華留學的優秀人才；用好曾在跨國公司工作的優秀人才；推進中國企業國際化過程中“本土化”人才戰略；發揮海外中介服務機構專業人才的作用；加大全球招聘力度，提高管理隊伍的國際化水平；建立海外研發中心吸引海外研發人才；加強本土國際化人才的培養。
問：為了規避風險、解決問題，“走出去”的中國企業是否有必要互相協調、抱團？可以從哪些方面來協調？
答：對“走出去”的企業面臨的眾多風險，企業海外單打獨斗很難獲得成功。近年來，更多的中國企業選擇“抱團出海”共同開拓海外市場，成為企業間優勢互補、分散海外投資風險的新模式。同時，政府也在積極引導企業采取強強聯合的方式，鼓勵“抱團出海”，實現海外協同發展，有效進行海外風險防控。
例如，我國正在通過建立境外工業園區的方式來實踐企業“抱團出海”的模式。截至 2016 年底，我國企業在 36 個國家建海外園區 77 個，其中 56 個在“一帶一路”沿線國。特別是“一帶一路”上的境外工業園區，可以帶動中小企業抱團“走出去”，規避風險，減少損失，并且推動我國制造產能和裝備走進“一帶一路”沿線市場，拉動社會融資、民營企業的深度參與，實現“國民共進”。
以園區輸出模式的海外投資，是中國企業開拓全球市場的重要方式。為企業“抱團出海”提供新平臺，可有效降低投資成本和風險。梯次輸出式的“抱團出海”，可以有效推進全產業鏈配套“走出去”，在海外形成中國價值鏈。既降低了科技企業“走出去”的市場風險，也豐富了大型企業綜合服務的技術含量，全面提升中國建設服務“一帶一路”的產業力量。
一些行業的并購開始向價值鏈高端走
問：有些行業的企業近幾年通過海外并購來使自己往價值鏈高端走，您覺得哪些行業的企業在這方面做得比較好？
答：中國企業海外并購涉及的領域中，制造業、信息技術、計算機軟件服務業的并購開始向價值鏈高端走，傾向于獲得設計、研發、營銷、服務這些高端的生產要素，來提高中國企業在全球價值鏈、產業鏈、物流鏈中的地位。
從2016年中國企業對外投資的領域來看，制造業海外投資勢頭強勁，占總投資比重的1/3以上。特別是重視對歐洲等發達區域的先進制造業的投資。
例如，2016年6月，美的集團提出以45億歐元收購庫卡集團，2017年1月正式完成收購，美的一舉進入全球工業機器人四強行列；2016年8月，中國忠旺國際集團以23.3億美元收購美國鋁壓延產品生產商Aleris Corportion。Aleris是全球第二大鋁壓延產品生產商，為航空航天、汽車和國防行業提供加工制品，是空客、波音、龐巴迪、奔馳、寶馬等知名品牌的供應商。通過此次收購，忠旺集團大幅提升高端制造技術，并通過Aleris將國內的原鋁產能嫁接到全球供應鏈中；2016年10月，騰訊控股86億美元完成了對芬蘭移動游戲開發商Supercell的收購，譜寫了中國互聯網企業最大規模收購案，同時成為近年全球手機游戲行業的最大金額并購案。
中國標準也在“走出去”
問：中國產品和服務“走出去”的同時，意味著中國在該產品或服務上的標準走了出去，您覺得中國企業目前在標準國際化方面做得怎么樣？有何建議？
答：2015年10月，我國發布了《標準聯通“一帶一路”行動計劃》。在全球科技競爭日益加劇的今天，能否掌握國際標準的制定權，已成為衡量一國實力的重要指標。
以國際標準化組織（ISO）為例，它制定的2萬多個標準已經被世界上絕大多數的國家和地區普遍采用。截至目前，中國承擔了ISO的50個技術委員會秘書處的工作，積極參與626個ISO技術機構的活動，占所有技術機構的89%。然而，我國參與國際標準化活動雖已取得長足發展，卻與美、德、英、法、日本等國家存在差距。我國GDP總量2015年居世界第二，國際標準化參與度卻名列第六，與GDP總量居世界第四、國際標準化參與度位列第一的德國形成鮮明反差。
有哪些原因呢？首先，中國標準研究人才缺乏，經費投入不足。其次，中國部分標準的內容和結構不完備。第三，中國部分標準缺乏完善的外文譯本。
要解決這些問題，企業要注重縱深標準制定、翻譯和對比驗證，落實應用示范；政府要注重人才經費支持，完善翻譯機制，推廣中國標準；標準化相關機構要優化標準結構，開展標準學術研討和推廣實驗。
人民幣國際化要靠中國企業“走出去”推動
問：中國企業走出去，給人民幣國際化帶來了想象空間，請問您對此怎么看？
答：首先，人民幣國際化對中國企業走出去具有重要意義。
20世紀40年代，布雷頓森林體系確立了美元在國際貨幣中的霸主地位。正是美元的這一國際化地位，對美國經濟增長以及美國企業發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當前中國的人民幣國際化也對中國跨國企業的發展扮演著重要角色。人民幣國際化有利于拓寬中國企業海外投融資渠道，人民幣國際化后，隨著人民幣不斷輸出，不但可以換取國外實際資源的大量進口，更重要的是人民幣既是我國本幣又是國際貨幣的地位，能大大拓寬我國企業利用資金的渠道。同時，還有利于我國企業在國際競爭中保持資金和國際結算方面的優勢。此外，還可以消除或減少匯率風險，有利于從以直接投資為主向直接投資間接投資并重轉化。
其次，人民幣國際化要靠中國企業“走出去”推動。貨幣問題對于任何一個足夠大的經濟體來說，尤其對于中國這樣一個經濟規模龐大且處于上升期的經濟體來說，是無論如何也繞不過去的。2010年中國開始啟動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如果企業“走出去”在海外開展更多的項目，以人民幣結算，人民幣的國際化指日可待。人民幣的國際化必須要靠中國企業在里面推動，缺少中國企業這一環，人民幣不可能國際化。
多方共助中國企業“走出去”
問：在中國企業“走出去”的過程中，有關部門、智庫、媒體各自扮演什么樣的角色？
答：有關部門是中國企業“走出去”戰略的制定者，有關部門需要保證政策的系統性、協調性、連續性與穩定性，對企業“走出去”提供保障和服務。比如我國可通過建立專門的《對外投資法》，彌補我國當前法律體系規范不足的短板，讓海外投資可以依法進行。再比如，“走出去”需要相應的公共和社會服務， 政府部門應對信息服務、人才培訓等社會服務體系的建立和完善進行引導和必要的管理， 以調動社會資源為之服務。
智庫可以為中國企業“走出去”提供智力支撐。近年來，中國的海外投資迅速增長。2016年中國已連續兩年穩居全球第二大對外投資國。但中國企業“走出去”并非一帆風順，尤其是在全球秩序重構期，不確定、不穩定性因素增多，中國企業跨國投資面臨的政治、經濟、文化融合等風險因素顯著增加。智庫通過掌握相關信息、知識與數據，對中國企業海外投資進行系統性研究，可以為中國企業“走出去”提供智力支撐。
媒體掌握傳播的主導權，對于“走出去”企業進行海外品牌推廣、企業危機公關應對、塑造和傳播企業海外形象等方面有重要作用。“走出去”的中國企業要廣泛接觸海外媒體，建立良好的互動關系，營造一個良好的國際環境，同時與國內媒體建立長期合作機制，實現合作共贏。
作者：王輝耀；現任中國與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歐美同學會建言獻策委員會主任，歐美同學會副會長兼商會會長，2005委員會名譽理事長，中國國際經濟合作學會副會長，九三學社中央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國務院僑辦海外專家咨詢委員會經濟組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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