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變發展方式是關系未來前途的戰略抉擇，對于改善經濟社會質量，實現可持續發展意義重大。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發展方式粗放的特征明顯，發展效率總體不高，發展代價過高過大，發展的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矛盾比較突出，轉變發展方式成為深化改革的當務之急。內生增長理論認為，科技創新是經濟增長的活力源頭，而人才又是決定科技創新內涵和水平的關鍵。從長遠的戰略角度來看，深度開發人才資源和強化科技創新越來越成為增強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性內生動力的重要倚靠，對于轉變發展方式具有深遠戰略意義。
一、關于轉變發展方式的哲學思考
生存和發展是人類社會永恒的主題，走什么樣的發展道路，對于人類文明能否高質量地延續具有重大影響。近年來，生態文明、低碳經濟、綠色發展等已經成為全球理論研究與實踐探索的主流話語，由此意味著人類社會的發展范式產生了轉移，這種范式轉移體現才出當前人類社會發展的深刻變革。恩格斯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中指出：“我們這個世紀面臨兩大變革，即人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同本身的和解。”長期以來，人們比較關注人與人或人與社會的矛盾，而忽略了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由此導致的人類生存和發展困境以及所形成的倒逼性反思，促使人們不得不認真思考傳統發展模式所產生的弊端和嚴重的負面后果，從而加深對科學發展意義的理解，并且自覺地將轉變發展方式擺上重要議事日程。
在人類演化史中，人類對自身與環境的關系理解是一個逐漸認識的過程，也是一個逐步實踐的過程。在此過程中，人們的動機和結果往往不相一致，表明歷史是受其內在規律支配而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人類只有尊重自然規律，把經濟增長和物質享受等功利性目標與人類社會演進的理性化目標有機結合起來，才能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任何隨心所欲地超出自然環境限度去創造歷史都是不可取的。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強調：“作為完成了的自然主義，等于人道主義，而作為完成了的人道主義，等于自然主義。”“不以偉大的自然規律為依據的人類計劃，只會帶來災難。”人是自然界長期發展的產物，是大自然的有機組成部分，人以及由人構成的各種社會形態的產生和發展都是在一定的自然界中進行的，人和社會都不能脫離自然而獨立存在。正如習近平主席強調的，生態興則文明興，生態衰則文明衰。沒有自然界，沒有良好的生態環境，人類不可能存在，更談不上發展。
當前，遍及全球的發展方式轉型已經遠遠超出經濟學范疇，成為一場意義深遠的社會變革。在其現實性上，轉變發展方式是人類在思想與實踐中自我超越和自我揚棄的創造性活動，人類要想克服乃至消除發展面臨的困境，顯然要對人類的發展實踐進行理性思考和把握，由此而生的科學發展觀亦是防止人類文明遭受毀滅的未雨綢繆。早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就指出：“發展越來越被看作是社會靈魂的一種覺醒”。可持續發展思想是發展哲學的真實體現，是人之為人所特有的存在和發展方式，亦即人類社會實踐的根本方式。根據物質第一性，意識第二性的唯物辯證觀，轉變發展方式是存在決定意識的必然結果，既順應了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也符合以人為本的發展目的性，其根本目標在于追求更高的人類生態文明。
馬克思主義認為，人是目的與手段的統一。科學發展觀在本質上是一種新的人類生存與發展哲學，不但體現了認識論與方法論的有機結合，也為人類未來建構了更科學的發展范式。人與自然所形成的生態系統是以整體與部分的關系作為客觀基礎的，追求生態文明反映了人類社會的整體利益，這是人類文明的主導力量和決定因素，任何部分利益都必須服從這一整體利益。但是曾幾何時，唯GDP馬首是瞻的增長模式，置人類文明的整體利益于不顧，漠視人與自然的協調發展，導致破壞性的資源開發呈現無政府狀態，生態環境嚴重失衡，人的基本生存安全得不到保障。嚴酷的現實告訴我們，盲目追求GDP的快速增長必然導致部分利益對整體利益的侵蝕和破壞，到頭來只會拖累和延緩人類社會的長遠健康發展。
在歷史長河中，人類的生存和發展總會面臨種種復雜矛盾，不同時期的主要矛盾對人類社會的發展起支配和決定作用，并影響和主導著人們的認識和選擇。根據辯證法規律，世間萬物變化總是先從量變開始的，當量變達到一定程度時，質變開始顯現并逐漸成為主導。當前，經歷了長期高速發展的我國經濟所面臨的發展方式轉型挑戰，其本質和目標指向就是要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由量變向質變轉化，由低層次質變走向高層次質變，由部分質變走向整體質變，從而最終實現經濟社會的健康可持續發展。
二、轉變發展方式面臨的現實問題
轉變發展方式是一場從思想理念到生產方式的深刻變革，體現了以人為本的發展模式的內在要求，既是對傳統思維定勢的破除，也是對傳統路徑依賴的挑戰。習近平主席曾經指出，中國經濟經過改革開放三十多年的快速發展，依靠投資驅動、規模擴張、出口導向的發展模式空間已越來越小，必須更多依靠科技創新引領和支撐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當前我國經濟增長依靠資源和低成本勞力投入為主導的痕跡依然明顯，不少地方泛濫著GDP增長等于發展、工業化等于現代化的扭曲意識，致使經濟增長落入粗放式的功利缺陷，不但產業層次偏低、競爭形式粗放，而且自主知識產權、關鍵核心技術、科技創新和科學管理等因素對經濟社會發展的貢獻偏低，可持續發展后勁令人堪憂。
我國著名經濟學家、北京大學教授厲以寧曾經指出，我國經濟之所以不能夠很好地運行，主要原因在于內生機制不完備，對于外生力量的依賴比較嚴重。目前我國不少地方已經注意到這個問題，那些努力強化內生動力的地區已經逐步顯示出越來越強的發展后勁。
轉變發展方式是當前全球經濟面臨的一項重要課題，也是確保人類社會可持續發展的一項重要任務，其根本動因源自人類生存和發展的需要，這是人類社會理性和追求高質發展的必然要求，也是科技進步帶來的內驅力所致。實踐證明，轉變發展方式必須緊緊依靠人才和科技才有出路。依靠人才推進科技創新對于轉變發展方式具有積極的引領和促進作用，有利于加快創新型國家建設進程，有利于使我國盡快從產業價值鏈的中低端擺脫出來。
在科學技術高度發達的今天，科技進步的公共性對于轉變發展方式意義重大，尤其是全社會以非競爭方式分享科學技術的程度和水平成為衡量創新型社會的重要標志。譬如，政府R&D投入對科技創新的支持及其所產生的公共性影響，包括各類非競爭性的公共創新平臺和載體建設等，對于推動科技創新無疑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科技人才是構建科技創新內生動力的源頭，人才匱乏將成為影響轉變發展方式的一個巨大的公共性問題。高層次創新型人才匱乏，人才創新能力不強，人才投入不足，人才體制機制不完善等問題的存在，無疑將引發一系列相關問題的惡性循環，不但嚴重影響產業轉型升級，而且導致潛在的產業優勢難以有效轉化為競爭優勢，從而使得轉變發展方式步履維艱。
三、轉變發展方式的若干對策思路
轉變發展方式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其內生動力機制主要來自于對發展起推動作用的各種因素及其相互關系的總和，人才資源和科技創新與轉變發展方式的內在機理關系，使得內生動力機制的培育必須把目標更明確地指向人才資源和科技創新，這是保證轉變發展方式能夠順利推進的重要基礎。
（一）加強人才和科技對轉變發展方式的引領
轉變發展方式不僅要選準戰略方向，而且要選好發展路徑，如果說選擇發展方向是做正確的事，那么選擇發展道路就是正確地做事，反映了認識論和方法論有機結合的過程。發展的真意究竟是什么，這個問題的關鍵在于是從物還是從人的意義上來把握發展的本性，這是認識論問題；至于發展路徑應做何選擇，這個問題的關鍵在于如何確立和發揮人才和科技的引領作用，這是方法論問題。就數學模型的內在邏輯關系而言，轉變發展方式作為人才資源和科技創新的函數，他們相互間所表現的強相關性，使得“人才資源是第一資源”和“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特性表現得愈發明顯。社會生產力的本質是人的集成創造力，其重要轉化形式就是不斷地形成創新推動，從而為轉變發展方式提供源源不斷的內生動力。
（二）為轉變發展方式營造良好創新環境
科技創新不僅僅是科學技術的問題，還是文化和體制問題。原國家科技部部長徐冠華曾指出，文化是科學技術進步的母體，文化影響著科技的生成、發展與傳播，影響著創新的進程和結果。研究表明，創新文化力每提高1%，科技創新績效將提高0.99%，良好的文化環境有利于科技創新獲得事半功倍的效果，能夠有效加快轉變發展方式的步伐。政府在營造良好創新文化的同時，應該不斷加強對創新秩序的維護，認真保護好知識產權。市場經濟中的企業著力追求利潤最大化，包括各種技術模仿手段的采用，既然模仿比創新來得更經濟，因此就眼前利益而言，往往成批量地被功利性采用，以至于出現各種扭曲，于是使得創新活動和經濟增長趨于非帕累托最優。雖然技術模仿比自主創新來得更為“短平快”，但是暫時的繁榮表象并不能掩蓋膚淺的能力基礎，長期模仿只會導致永遠落后。國家科技部萬鋼部長指出，與發達國家相比，當前我國科技發展基本形成了跟跑、并跑、領跑三者并存格局，但是仍以跟跑為主。長期模仿不但容易形成惰性，而且會壓制創新者的積極性，因此加強知識產權保護是維護競爭秩序不可或缺的重要內容。
（三）提高轉變發展方式的管理創新水平
科技創新是以內生動力促進發展方式轉變的重要途徑，在科技發展使物力機械化向腦力智能化猛進的今天，轉變發展方式尤其需要科技創新的推動。美國科學理事會原主席、斯坦福大學教授理查德.杰爾指出，科學的發展不是零和游戲，而是雙贏游戲，是一種雙贏的結局。科學技術的發展為轉變發展方式提供巨大支撐，不但能夠有效破除各種約束，加快緩解和解決發展面臨的難題，而且能夠大大提高資源利用率和勞動生產率，從而使競爭能力得到明顯提升。事實證明，只有科技創新占據了制高點，轉變發展方式才能夠占據制高點。為了提高科技創新的協同和集成能力，必須選擇和發展環境友好、知識技術密集、物質資源消耗少、成長潛力大、綜合效益高的產業，以形成對轉變發展方式的帶動。近年來，對于唯GDP論的反思，以及各地主動下調經濟增長目標，為轉變發展方式留出了空間，減少了地方政府的后顧之憂，雖然以空間換時間對于加快轉變發展方式的進程具有促進作用，但是轉變發展方式的最終突破還是離不開人才和科技。馬克思曾深刻地指出：“社會勞動生產力，首先是科學的力量”。堅持人才強國和建設創新型國家是增強內生動力的必由之路，也是加快轉變發展方式的制度安排，有利于加大發展方式轉型的力度、廣度和深度。
（四）加大科技創新與轉變發展方式的融合
在科學技術突飛猛進的背景下，轉變發展方式不但對科技創新賦予了新使命，而且豐富了科技創新的內涵。科技創新的能力和水平不但決定了轉變發展方式的能力和水平，而且決定了轉變發展方式的質量。我國的未來發展，不僅要走生態文明之路，還要走高技術引領的創新之路，如果缺乏人才和科技的支撐，轉變發展方式的目標將難以實現。改革開放以來的實踐證明，先進技術可以引進，但是技術創新能力難以引進，必須通過自身“強筋壯骨”而內生形成，這也是轉變發展方式最難突破的關鍵所在。在此過程中，不僅涉及我國創新能力的培養問題，而且涉及科技創新的制度設計問題，這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如果是創新能力不足，須重點解決人才資源開發問題；如果是創新能力難以有效發揮，則必須重點解決體制機制問題。我國現實中的人才創新能力和科技創新體制機制都存在問題，兩種矛盾交織在一起，對轉變發展方式形成障礙。中國科學院院士鄒承魯等學者曾在世界頂級學術刊物《自然》發文指出，如果中國科技發展不解決根本性的體制問題，最終將會導致事倍功半的結果。
（五）破解經濟快速發展的負外部性問題
在現實中，經濟發展的負外部性往往起因于生產者只考慮私人成本，而置外部成本于不顧，當外部成本明顯大于私人成本時，就會形成好的外部性貢獻少，壞的外部性貢獻多的不利局面，從而引起外部環境的破壞和失衡，并對公共利益形成損害。近幾十年來全球經濟快速發展，人類對自然資源的掠奪式開發嚴重超過了資源承載能力，破壞了自然生態系統的平衡，使得生態環境不斷惡化，成為當今人類生存和發展面臨的巨大難題。辨證唯物論認為，人的活動及其目的性不但揭示了人的生存特性，而且體現出人的存在狀態。亞里士多德時代的政治學、倫理學、政治經濟學被認為是三位一體的，諾貝爾獎獲得者阿馬蒂亞.森曾在《倫理學與經濟學》一書中指出：“很長一段時間，經濟學科曾被認為是倫理學的一個分支。”表明經濟活動在起源上是無法與倫理切割的，由此牽出了人們在經濟活動中的社會責任問題，當前的轉變發展方式應該是對這種責任的積極回應。
中國改革開放經過三十多年的持續發展，轉變發展方式已經成為破解現實發展難題的必要之舉，雖然它并不完全是一個經濟過程，但是亦須遵循經濟規律，在這一點上轉變發展方式與其它市場經濟活動具有相當的本質一致性。在自由市場經濟環境下，轉變發展方式行為不會無條件地發生，它必須接受一定的成本約束，其均衡點在于投入（人才和科技投入）與產出（發展效益）的權衡，如果轉變發展方式的邊際收益大于成本，則選擇轉變發展方式，反之亦然。所以，如果企業站在功利主義的角度思考，就不可能熱心于轉變發展方式，尤其這是一項艱巨而長期的戰略任務，不是急功近利者所能忍受的，因此通過政府“看得見的手”來加以干預和引導是必須的，只有加大政策的引導和調控，不僅對現實的發展進行規范和約束，而且對未來的發展進行規劃和引領，才能更好地減少經濟負外部性帶來的不利影響。
作者：袁兆億，中國科學院理學博士，新興交叉學科研究員。廣東省人民政府實施珠三角規劃綱要專家組專家、廣東省管理創新和發展研究會理事長、中國人才研究會人才學專委會副會長。研究領域：管理創新工程、人才發展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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