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管理界精神渙散的年代。表面上，我們都在追求關于“無序”的認知統一，甚至不惜以把“管理”作為張揚自己具有“改變一切”的決心的工具。但更多的時候，這種張揚是出于對未知世界的恐懼而作出的應激反應，和一些投機分子站在世俗舞臺上的表演罷了。
人們對移動信息時代的管理新模式趨之若鶩，又顯得缺少信仰。商學院還在抱著陳舊的分析工具好吃懶做，圍墻之外的資本意識驅動的民間“商學院”卻與之大唱反調，整日宣講讓聽眾不知到底和自己有何關系的量子力學、人類演化等。于是，我們會看到這樣的現象：管理者回到自己崗位后，一邊被束縛在傳統的管理模版中，一邊在高談闊論著管理新思維。而作為企業的終極管理者們，有些聰明的人借助了“互聯網”這個概念，做了些依然囿于舊框架的事情，也博得了滿堂彩。
真相會被花車游行般的信息掩蓋，“管理”作為實體被逐漸肢解。而就在半個多世紀之前，管理幾乎成為了商業世界的信仰。德魯克成為了第一位“管理學”教授；“藍血十杰”中有人因為卓越的管理能力進入總統班底；憑借獨有的管理秘籍，日本公司成為了大和民族的驕傲；美國管理界專門派出湯姆·彼得斯作為代表，向歐洲尋求靈感；福特主義、豐田主義和溫特爾主義（Wintelism）相繼成為了資本主義工業的代名詞。管理不但被客體化，而且被當作了神圣之物。它是可以被認知并計量出來的，因為在工業時代描述組織的方法無外乎是財務數據。這也符合工業時代的特征，一切都是可控可被描述的。
建構與解構
“管理”的命運在近一個世紀以來經歷了冰火兩重天，在建構與解構之間出現了巨大的張力，它在一種媒介中存在，就像一個發燒的病人，內寒外熱。我們把這種媒介稱之為“人”。
從曾經將“人”視為可以接受統一指令的原子，人性被工業大生產幾乎抹殺，到“人”在尼采的召喚下回歸，人之天性（善與惡、美與丑）被信息技術徹底釋放。從整齊劃一的有序時代，到眾聲喧嘩的混亂時代，“人”一直在為自己在世界中的地位尋求答案。而在組織理論的演變過程中，福列特和梅奧更早洞悉了這一切的發生。
人與人之間總是要聯系在一起，并形成一個團體的。問題的核心在于，他們之間到底是如何形成團體的？是依靠外部精密的技術思維，以心靈互不相通、與外界隔離的方式形成原子式團體；還是借助于心靈或者可以強化心靈溝通的信息技術，用合作的思維，時時保持對彼此的關注，對外界信息的不斷內化？管理就是解決如何把人們組織在一起的問題。
管理之精神
因此，管理之精神一定是有關人之精神。雅思貝爾斯曾言：“人是精神，人之作為人的狀況乃是一種精神狀況�！迸c黑格爾的“絕對精神”不同，雅思貝爾斯眼里的精神并不具有上帝般創世的功能，而是人之為人的原因。同時，這種精神又和我們說的“動物精神”、“植物精神”不同。后兩者體現的是生存本能在人的眼中形成的悲天憫人的情緒，而“精神”獨屬于人類，它強調人可以認識并改變世界，但又必須要承認能力的局限性。只有在這個前提下，作為個體的人才可以自由決定自己的命運。
由此可見，“精神”本身就是矛盾體。其中一定有尋求改造路徑、不斷描述世界的理性，也一定有安于現狀、縱酒當歌的感性。所謂時代的精神狀況，正是“精神”的理性和感性彼此纏斗的狀況，如藝術對抗工業化，牛仔褲對抗社會分化。
那么，我們該如何認識時代的精神狀況呢？雅思貝爾斯的答案是，“我們將越是確定無疑地經由知識進入無知的不安中，越是到達這樣的邊緣：在這個邊緣上，人認識到自己是個體�！�
認識個體的存在，則必須將個體從組織中解放出來，或者說須將個體置于組織語境中進行考察。管理之精神即在時代的背景之下，不斷利用知識生產和交流的手段，讓個體作為精神主體而存在。也就是說，管理之精神是關于“精神”的精神。
人只有恢復了精神，才能通過感知和分析進行自我學習。一如我們曾經對管理作出的全新定義：“管理是一種流模式，是人類求知的卷展過程。管理沒有目標，或者說是在尋求目標的過程中產生目標，它是一個目標自生成和自我進化的系統�！�
改變世界的修道院
管理到底來源于何處？關于這個問題的討論涉及到管理精神的緣起。學者們目前更多地認為把這個問題推到了軍隊管理中。如何加強橫向協作，如何制定戰略，以至于現在的管理術語還帶有強烈的軍事化色彩。也許問題就是出現在這里，正如當德魯克提出“目標管理”的時候，人們會不假思索地往軍事管理上靠攏。
軍事場景應用單一，且軍隊的社會化屬性很弱，并非組織管理的最佳樣本。同樣是社會化屬性很弱的另一個團體進入了我們的視野。因為，他們從一個與世隔絕的封閉狀態，主動轉變為自給自足的經濟團體。這種轉變完全符合我們當下追求的技術改變組織思維的路徑，且可以被認為是最早的轉變樣本。
美國著名宗教社會學家羅德尼·斯達克認為，正是因為這個團體即時將技術領域的創新用于組織農業生產，最終實現了貿易，為中世紀帶來了“宗教資本主義“，并為最早從意大利完善起來的資本主義提供了商業模型�！耙磺性从谛薜涝旱膹V袤田園，隨著僧侶們摒棄了自給自足的經濟，代之以高效的專業化生產，并進入了高速發展的貿易網絡，資本主義就誕生了。” 在論證理性來源于宗教的時候，羅德尼·斯達克發現修道院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如果說帶有經濟職能的管理起源于修道院的話，管理之精神也必然和宗教有千絲萬縷的關聯。的確，被認為影響了新教的神學領袖奧古斯丁就認為以理性為工具可以獲得上帝意圖的洞見。他主張理性和信仰不可分離，“讓我們把信仰看成迎接與追求理性的序曲，因為如果靈魂不是理性的，我們甚至不能有信仰。”而理性一詞，在西方哲學界就是指通過思考和辨析來認識上帝。
如果宗教沒有理性的成分，經院哲學存在的意義也就不大了。正是因為深植于在中世紀占有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中的理性，在所謂的“黑暗時代”，暴君統治（羅馬帝國的土崩瓦解）得以讓位于技術進步，以促進凋敝的經濟。比如，當時出現了水力磨粉機，利用風車開墾農地。我們現在常常在歐洲地區看到的單柱風車便是出現在那個年代。耕地用的重犁取代了牛，西歐到處興建魚塘進行水產養殖。三區輪作制使得土地的使用效率大大提高。煙囪、眼鏡、鐘表成為了具有代表性的歐洲發明。
羅德尼·斯達克在《理性的勝利：基督教與西方文明》中明確提出“新技術促進了新的組織管理形式的出現，最后在大修道院的土地上出現了資本主義�！倍龠M新模式出現的這個人，叫本篤。
修道是苦行、歸隱的意思。為了抵抗自然的侵害以及滿足苦修的制度要求，修道士們必須以某種形式組織在一起勞作，他們完全過著自給自足的與世隔絕的生活。從種地、打鐵到染色，修道院成為了一個獨立的經濟體。
公元529年，本篤在羅馬和那不勒斯之間的一個山上修建了修道院，并制定了著名的“73條”規則，其本意在于讓修道院組織化和制度化。本篤在強調修道士們要勤奮修行的同時，主張修道院要起到影響社會的功能。這個封閉的團隊開始逐步開放，與社會進行精神和經濟層面的交流。修道院不再是避難所，而是社會生產的組織者，是農業社會的經濟中心和精神中心。尋求理性秩序下的信仰，這是本篤制度的訴求。兩個世紀之后，在查理大帝的干預下，這套制度得以在全法蘭克帝國范圍內實施。
由于教會擁有至高無上的地位，修道院成為了最大的土地擁有者。有實力的大修道院擁有諸多小的修道院，呈現出早期的集團模式。修道院開始在自己的土地或者莊園之上進行社會實踐，有歷史學家指出它“不再是傳統修道院制度所設計的單純的宗教團體，而是一個綜合體，有教堂、工廠、倉庫、辦公室、學校、養老院，所有的食客、工人和仆人都住宿在那里，就像是古代的寺廟之城。”
在莊園逐漸城市化之后，修道院為當時的社會帶來了三方面的進步和更富復雜的管理職能。唯才是舉取代了世襲制，以保證修道院的長期計劃得以實現；現金交易取代了以物易物；信用伴隨著現金交易出現。而在修道院內部，除了少數從事宗教禮儀的僧侶之外，其余的人擔當起了各級管理者的角色。羅德尼·斯達克認為，“中世紀的修道院越來越像是企業——管理完善，善于吸收新技術”。
修道院把獲取的利潤進行再投資以擴大生產能力。隨著收入的增加，修道院可以把錢借給王公貴族，銀行的雛形初現。作為資本前身的“宗教資本主義”成為了中世紀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
這些理性行為和感性的禱告放在一起絲毫沒有違和感。神學本來就是關于“信仰的科學”，如果沒有對上帝的執著思考，便不會有科學的誕生。因為上帝就是理性的，他的創世并非隨機行為。如果說上帝的意愿代表真理，那么真理一定離不開理性。
也許，中世紀是體現管理之精神最全面的時代，用理性的方式追求感性的至高無上。這對矛盾彼此之間沒有明顯的精神分裂。（未完待續）
作者：胡泳；價值中國網總編輯。 政治學博士，新聞學碩士，文學學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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