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大家都在熱議全球化受挫問題。恕我直言，所謂全球化受挫很可能是一個誤導性的暗示，不過也能將錯就錯地引向一些值得討論的相關問題。
近來出現的英國脫歐、美國特朗普當政、歐洲多國的右傾勢力上升，以及中東亂局等事件引起了所謂全球化受挫的討論。但是，由此類事件就推出全球化受挫，恐怕是過度詮釋了。事件的媒體效應總是大于事實的效果，遠不足以解釋歷史的生長方式。事實上，夸大事件的意義，經常賦予各種事件“劃時代的”意義，在歷史中是比較晚近才出現的事情，如果我沒有理解錯的話，應該是現代傳媒時代的產物，是傳媒這個行業的經濟產品，就是說，事件的事件化是傳媒的生產和收益方式。在有事無事都嚷嚷的傳媒時代之前，人們會以遙遠的眼光去理解歷史變遷，會以太陽底下無新事的“漁樵”態度去體會星移斗轉。當然，傳統生活里的新事確實也不太多，興衰成敗主要是循環性的變遷，因此“漁樵們”能夠處事不驚地靜觀風浪和滄桑。而現代以來確實有更多劃時代的事情發生，因此，現代人會有更多的時間斷裂感。可問題是，那些所謂全球化受挫的事件恐怕算不上風浪，微波而已，只是全球化博弈中各地為了自身利益所做的某些策略調整，其中的沖突難以改變全球化游戲本身，無非是些“未及道”之有限變化而已。
事件與其說是歷史的發生方式，還不如說是歷史的流失方式。事件在時間中消失，歷史之道卻不會因此流失，所以布羅代爾建議必須以超越一時事件的長時段去理解歷史。不過，最早以長時段去理解歷史應該是司馬遷，所謂“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司馬遷的“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原則暗含兩個長時段問題：（1）如果一種歷史能夠展現一種長久連續成長的方式，人之道與天之道就必須達成一致，所謂配天。以當代語言去理解，大概意味著，人所建立的文明游戲規則必須符合存在能夠不斷存在的存在之道；（2）古今之變易必來自“作”，即開拓了可能生活的制度、技術和精神的創作，通過創造歷史而繼續存在的創作。
如果沒有創造新的歷史游戲，一個異常事件就只是波動而已；或者說，如果不能真正改變游戲規則，一個事件就只是對某個局面的策略性反應，往往根據形勢而反復。通常真正觸動游戲本身的變化，總是由某種長期持續的歷史運動所導致的，而事件只是一些表現。如果利益分配格局改變了（比如當年英法德的列強體系轉為美國體系），而利益分配方式卻沒有改變（仍然是霸權體系），就只是“局面”的變化而不是“歷史性”的變化。興衰意味著滄桑，卻未必是變天，游戲中的勝負情況并沒有改變游戲本身，正如勝敗乃兵家常事，而兵法乃兵家常理，策略的變化并不等于游戲規則的改變。
在我們的世界里，上一次發生本質變化，即建構新游戲而導致游戲本身的改變，是現代社會的形成，當下正在發生而尚未完成的全球化又是一次時代巨變。事實上每次時代巨變都始于無形的演變，并非轟動性的事件。現代性的形成可以追溯到中世紀的醞釀，全球化運動則始于現代的中期的殖民地運動和資本主義的全球擴張，而那時現代性尚未達到頂峰，馬克思就已經意識到現代性的世界擴張所蘊含的全球化運動。全球化的結果會是什么？這個問題至今仍然具有很大的想象空間。馬克思期望的是一個國家消亡了的共產主義世界，這個想象存在許多疑問，但不失為一個深刻的思想。比如說，人的徹底解放是否真的可能？徹底解放會是普遍幸福還是災難？或者說，自由王國的徹底自由和平等是否導致生活意義的喪失或者災難性的人性變異？這些都是未知數，但馬克思理論至少有一條原則是非常可信的：生產力是一切變化的最終動力。有兩個需要進一步思考的問題：（1）什么是無可選擇的可能世界？（2）什么可能生活是可取的？
關于（1），按照生產力的概念，我們有理由相信，創造歷史的能力從根本上說是技術。只有技術才能創造新的物質世界和新的因果關系，所以，技術是創造新的可能世界的根本原因。可能世界是可能生活的物質條件，改變物質條件的技術便是生活變化的前提。其中有個關鍵問題：技術是所有人普遍需要的物質條件，而只要是被普遍需要的事物就幾乎必然會被普遍化，或者說，只有被普遍需要的東西才能夠普遍化。簡單地說就是，人人賴于生存的東西必定會普遍化，反過來，能夠拒絕而無負面結果的事情就難以普遍化。歷史上，技術革命正是創造普遍生活的原因。可以想象，假如人類早期沒有出現重大的技術革新（農耕、冶煉、工具等），各個自然群體大概就各過各的，老死不相往來，無須與遠方交流，完全沒有必要引入他人的生活。換句話說，只有能夠改變生活水平的技術才是值得學習模仿的。就今天世界的情況而言，技術的普遍化顯然是最顯著的特征，電腦、互聯網、物流網、金融網，以及幾乎所有方面的通用技術標準決定了世界必定發展全球化，歷史難以違背技術的普遍化力量。技術的普遍化造成了普遍互相依存、互相需要的全球化游戲，這是超越了任何人的主觀意志的力量。其殘酷性在于，不論技術發展是否有風險，誰也無力改變這個以普遍技術為存在條件的游戲，除非自愿成為被技術所拋棄而陷于困境的地方和人群。任何一種價值觀，無論屬于激進左派還是守舊右派，都無力抵抗普遍技術所引導的全球化，因為精神終究無力對抗物質力量。這很可能是個悲劇，也是唯物主義的一個悲劇性原理。
技術蘊含的危險性也是眾所周知的。技術所定義的可能世界容納多種可能生活，也因此存在著可以選擇的可能性，我們就仍然有希望選擇某種良好的可能生活，這件事情落實為游戲規則的建立，于是就有了問題（2），這是一個取決于思想定位的問題。思想將決定做什么和不做什么，決定選擇某種可能生活，主要是為給定的可能世界選擇某種制度。一個無法回避的事實是，到目前為止，全球化并沒有發展出適合全球化的新規則，而仍然沿用現代性的舊規則。在一個新游戲里卻仍然沿襲舊游戲的規則，這正是全球化的真正難題所在，也是全球化之所以導致經濟利益沖突和文化沖突的癥結所在。世界經濟利益的沖突正是現代理性概念及其邏輯的結果，如果每個人、每個國家都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利益沖突就是一個顯然而必然的后果。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現代邏輯與全球化游戲之間的不協調，正是目前世界最為顯眼卻又難以改變的根本困境。于是，按照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現代邏輯而行事的既得利益者一旦在全球化博弈中利益受挫，就轉而反對全球化，試圖退回到與現代思維比較一致的現代條件。這是一種自然反應，但也是非理性的反應。因為歷史難逆，正如覆水難收，而且代價難以承受，唯一符合“經濟學”的出路是建立與全球化相配的新游戲規則。
問題的另一面是，與普遍技術不同，文化、宗教和歷史卻幾乎不能實現全球化，因為文化、宗教和歷史是各地的特殊產品，不是世界的公共產品，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說，真正的世界史尚未開始。同樣，能夠與全球化相配的跨文化或曰超文化（transculture）尚未存在，因此，文明的沖突也難以避免，這一點同樣導致了部分人或地區對全球化的不滿。關鍵在于，一種能夠形成同心同德效果的跨文化不可能只是某種既定文化的推廣，而只能是一種世界共同創作。假如世界能夠成為一個與全球化運動相配的世界共同體（community），就需要共同創作一種通用文化而形成共通意（communion）。而且，一種可能的跨文化并非取消各地文化，而是在各地文化之外，共同創作而成的一種通用文化，用于建立世界性的兼容性。因此，通用的跨文化斷不可能是某種文化的推廣——盡管其構成因素與各種文化有關——而只能基于理性選擇。
既然通用文化的目的在于建立世界兼容性，那么，唯有基于普遍可行關系的理性原則，即關系理性，才能用于建立作為世界公共產品的全球游戲規則。簡單地說，關系理性意味著：互相傷害最小化優先于各自利益最大化。其中的理性考慮落實于兩個理由：（1）互相傷害最小化是各自利益最大化的現實主義條件和保障；（2）同時也是世界整體的長期利益的保證。可以說，只有能夠通得過關系理性的證明，或者說，能夠滿足關系理性條件的思維模式，才是普遍可行的。如果我沒有想錯的話，關系理性正是與全球化游戲相配的思維模式，也是全球化游戲的規則建構的基礎和標準。
全球化是一個以新技術為主導的世界網絡化運動，遠遠不止是互聯網，而是由新技術所定義的各種要求普遍合作的網絡。在技術網絡化的基礎上，政治也會網絡化，世界秩序會成為一種網絡化的秩序。其中會有許多可能性，比如說，或許國家會發生轉型，由現代的邊界內主權轉變為世界網絡的一個運作樞紐，因此成為世界主權的一個股東。這意味著，未來世界的權力可能超越現代的政治實體形式，而演變為政治網絡形式。網絡化的世界秩序因其網絡性質而趨向于以關系理性為準則。一個理由是，在網絡化的世界秩序中，摧毀他者等于摧毀自己的存在資源，因此，維護他者成為自身利益的一個條件，于是，世界政治的原則就可能以關系理性為準而從敵對模式變成化敵為友模式。很顯然，如果在作為共在條件的網絡中試圖使他者成為敵人，他者就成為致命的報應，而不再是資源了。假如以關系理性為準的未來政治能夠建立可以普遍模仿的存在秩序，就非常接近新天下體系的概念了，其根本意義在于使一切技術成為普惠的，因此使世界秩序成為無人愿意退出的共在秩序。
我的結論是，全球化運動正在生成一個世界旋渦模式，盡管目前存在多種互相抵抗的流向，但普遍技術是一種無可阻擋的普遍化力量，假如關系理性能夠成為世界之道，那么，充滿沖突和矛盾的世界終將匯成一個完成世界內部化的旋渦。
作者：趙汀陽；中國當代著名哲學家。主要研究元哲學、倫理學、政治哲學、美學等，廣東汕頭人。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互動知識中心主持，兼任清華大學倫理和宗教中心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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