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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刻意區分美日管理的不同，提出“美國式管理”和“日本式管理”，并進而提出“中國式管理”，是一種線性和僵化思維的體現。這種機械的劃分，既不符合管理的混沌本質，也沒有從發展的眼光來看問題。

    事實上，美國管理界從來沒有提出“美國式管理”理論，日本管理界也基本上否定“日本式管理”的說法。

    “美國式管理”與“日本式管理”均屬偽命題的事實，有力地印證了“中國式管理”理論構筑的非科學性。

    所謂的“日本式管理”，其實與美國管理并沒有本質的區別。日本管理的雜糅性充分表明了，管理理論是不能以國家或地域來劃分的。

    日本管理的復雜文化基礎

    在分析日本管理之前，我們首先要研究其文化基礎。與中國式管理認為日本管理的基礎是儒家文化不同，我們認為，日本管理的文化基礎具有相當的復雜性。這是因為，日本文化本身就是一種雜糅文化。

    日本文化具有重學習、模仿和綜合再創造的傾向，因而不象中國一樣具有某種根深蒂固和相對穩定的主體文化。日本在唐朝時學習中國，明清時學習荷蘭、近代以后學習英、法，二戰以后又學習美國。日本文化是本土的神道教、印度佛教、中國文化以及西方文化的混合。早在上世紀50年代中期，日本思想家加藤周一就提出了“日本文化雜種論”，對日本文化進行了深刻的剖析。

    一位日本近代著名思想家說：“我們日本從古代到現在，一直沒有哲學。”因而日本文化是一種實用主義文化，這使日本無論對中國文化還是西方文化的吸取，都是以實用為目的，而缺少真正的思辯。比如日本在接受西方文明的過程中，對西方的物質文明情有獨鐘，卻對能真正改變一個民族精神的基督教信仰不感興趣。這使得基督教始終無法在日本扎根。

    日本對西方技術文明與中國文化的同時接受，并不表明日本管理是中國文化與西方科技的嫁接。所謂日本崛起是儒家文化之成功的說法，不過是中國式管理的主觀臆測。

    與其說日本的集體主義精神是儒家文化教化的結果，不如說是日本與外界隔絕的島國文化--本土神道教的功勞。日本文化中有儒家文化的因素，但與儒家文化又存在著諸多差異。比如日本人很講究“忠”、“孝”，但日本人的“忠”、“孝”與儒家文化中的“忠”、“孝”并不一致。日本人認為每個男女生來就負有“恩情債”，有債就需要報恩，報恩的主要形式是“忠”。日本人的集體主義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忠”的價值基礎上。這種價值更多的是源于本土的神道教，而非源于中國的儒家文化。

    加藤周一指出，在傳統日本社會中，每個村落都信仰不同的神，沒有超越村落這個集團之上的權力存在，即沒有超越性的價值存在。日本憲法規定天皇是日本這個共同體的象征，是全體國民所屬集團的象征，在這個集團之上也沒有神。這進一步說明，日本的集體主義是一種本土文化，而不是儒家文化。

    事實上，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的成功，與其說是儒家文化的推動，不如說是放棄儒家文化的結果。日本明治維新時期主要的思想家福澤諭吉精通儒家文化，但福澤諭吉在目睹了歐美資本主義文明的堅船利炮、富國強兵和工商繁榮之后，對包括中國在內的東方文化進行了深刻的反思，并最終形成了“脫亞入歐”的思想。福澤諭吉在《文明論概略》中說：“如果想使日本文明進步，就必須以歐洲文明為目標，確定它為一切議論的標準，以這個標準來衡量事物的利害得失”。福澤諭吉在《脫亞論》一文中，主張日本“所奉行的主義，惟在‘脫亞’二字。我日本之國土雖居于亞細亞之東部，然其國民精神卻已脫離亞細亞之固陋，而轉向西洋文明”。

    福澤諭吉為日本選擇的振興之路，就是擺脫以中國為中心的儒家文化體系，進而使日本成為歐洲型的民族國家。盡管日本對西方文明的吸取是不徹底的，但也絕非僅止于科技層面。今天日本的價值觀，是西方價值觀與本土價值觀，以及儒家價值觀等不同文化的雜糅，而絕非是以儒家文化為主流。

    日本文化的雜糅性決定了其管理的雜糅性，而日本管理的雜糅性使得“日本式管理”的說法無法自圓其說。

    二戰后的日本管理及其與美國管理的同質性

    日本管理是在二戰之后學習美國管理的基礎上而形成的。所謂“日本式管理”，不僅在技術層面，在哲學和精神層面與美國管理也是一脈相乘的。盡管日本管理具有自己的特色，但正如混沌學中的“分形”現象所揭示的，日本管理的特色并不表明，日本管理與美國等現代管理具有本質的區別。

    事實上，日本管理的所有基礎均源自美國。日本管理的形成至少和四個美國人的名字不可分割。這四個人就是：麥克阿瑟、戴明、朱蘭和德魯克。

    二戰之后，美國對日本實行了軍事統管。作為美國在日本最高軍事長官的麥克阿瑟，在日本推行了一系列以基督教信仰為基礎的管理法則，這些管理法則深刻影響了日本戰后的工業化進程。盡管沒有真正接受基督教信仰，但麥克阿瑟所推行的管理法則仍然對日本的價值觀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而這種影響顯然是不是科技層面的。

    美國著名管理學家戴明與朱蘭幾乎是與麥克阿瑟同時來到日本的。戴明在日本進行了一系列“質量控制”的講座，他和約瑟夫?朱蘭在日本傳播質量“福音”，把質量問題從工廠的車間轉移到每個管理者的桌面上，形成了精益生產理論。豐田公司是精益生產理論的最佳實踐者。

    人們通常認為，精益生產是“日本式管理”的最大貢獻。然而，這種管理思想的源頭卻是美國，并且最后也同樣對美國管理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形成了比精益生產更加嚴密的“六西格瑪管理”。因此，因精益生產而提出“日本式管理”是不科學的。精益生產不是日本的專利，而是為美日所共有，它是一種現代質量管理，為世界各國所推行。精益生產并非是日本的“道”加美國的“術”，因為精益生產既是一種技術手段，又是一種管理哲學，是“道”與“術”的統一。在精益生產和六西格瑪管理之間，并沒有本質的區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