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戰國時期，秦國公司的CEO秦孝公一心想擴大規模，搞多元化經營，設立跨國公司。為此，他下令在全國范圍內招賢納士，希望能夠幫助他實現這個宏圖大愿。
這則消息傳到了魏國公司一個名叫公孫鞅的耳朵里。公孫鞅，本是衛國人，因他少好刑名之學，素有依法強兵富國的理想。他到魏國集團的目的就是想勸導魏國CEO實行法治，進而兼并其他企業，建立一個統一的跨國集團公司。當時，魏國公司本是七國中的強國，后來由于受到齊、秦兩國的夾攻，齊國打敗了魏國，魏國從此一蹶不振。<<<管理寓言
于是，公孫鞅從魏國跑到了秦國，靠總裁辦秘書景監推薦見到秦孝公，陳述自己富國強兵的策略，孝公大喜過望，從此與他共商國家大事，但是，公孫鞅的變法改革遭到了秦國中高層管理層的抵制。公孫鞅對秦孝公說：“對一般人，不能和他們商議開創大業的計劃，只能和他們分享成功。要成大業就不能與眾人謀劃。所以圣人只要能夠強國，沒必要效法舊傳統。”
高管甘龍反駁說：“不對，按照舊章治理，才能使官員熟悉規矩而百姓安寧。”公孫鞅說：“普通人只知道安于已有的習俗，學者往往被所知限制而不能自拔。這兩種人，讓他們做官守法可以，但不能和他們討論超過法令以外的事。聰明的人制定法規政策，愚笨的人只能受制于人;賢德的人因時而變，無能的人死守成法。”秦孝公說：“說得好!”便任命公孫鞅為人力資源部總監(左庶長)，制定變法的法令。
法令已經詳細制訂但尚未公布，公孫鞅怕公司員工不信任，于是在國都的集市南門立下一根長三丈的木桿，下令說有人能把它拿到北門去就賞給十金。公司員工感到此事奇怪，沒人敢搬。公孫鞅又說：“能拿過去的賞五十金。”于是由一個人拿著木桿到了北門，他立即獲得五十金的重賞。這時，公孫鞅才下令頒布變法法令。
頒布變法令后，公孫鞅盡心治理秦國，大力推行法令，做到公平無私，懲罰時不因為對方是高管或創業元老而避諱，賞賜時也不因為對方是董事長的小舅子而偏私。有一次，太子犯了法，公孫鞅便把太子的兩個老師都實施了嚴厲的刑罰。新法施行十年，秦國公司路不拾遺、山無盜賊，一片太平，公司員工不取非份財物的好風氣，市場銷售等業務部門很快地強大起來，使其他公司非常害怕。
由于公孫鞅盡職盡責，秦孝公把商于地方的十五個縣封賞給了公孫鞅，公孫鞅號稱商君。商君為總經理(相)后，制定法規極為嚴酷。任總經理十年間，積怨甚多，公司上下對他都有恨難言。
一次，商鞅得意洋洋地問別人：“你看我治理秦國，與當年的百里奚誰更高明?”那人說：“百里奚在秦國為相時，勞累了不乘車，炎熱的天氣也不打傘蓋，在國中視察沒有前呼后擁。他死的時候，秦國的男女老幼都痛哭流涕。你起初是以結交寵臣為進身之途，待到掌權執政，就凌辱踐踏貴族大家，殘害百姓。一旦秦王有個三長兩短，秦國用來逮捕你的罪名還少嗎?”商鞅不聽。
五個月后，秦孝公生了病而且不能夠痊愈。秦孝公死后，惠王繼承了CEO的位子。他即位執政不久，商鞅就因為自己曾對惠王的老師施行過刑罰，害怕被誅殺，所以請求回到魏國。
有人勸秦惠王說：“大臣過于受重用，就會危害國家;左右過分親近，就會給國君本身帶來危險。現在秦國的婦女小孩都在談論商鞅變法，而沒人談論大王的法令，這是使商鞅反而成為了主子，而大王卻變成大臣了，再說商鞅本來是大王的仇人，希望大王把他殺了。”
于是，秦惠王用車裂的刑罰將他殺了，而秦國公司的員工們并不憐憫他。
評述
商鞅剛到秦國，人情不熟，立足未穩，而且作為人力資源部總監(左庶長)，還要推行自己的一套新制度，其難度可想而知。
對上，如果不能讓CEO迅速見到這套新制度的成效，就會降低CEO對他的信任度;對中，由于要損害一批中高層管理者的既得利益，他們能夠少搗亂就值得慶幸了，更別提得到幫助了;對下，如果不能讓員工感到實實在在的利益，是沒有人愿意認可這套新制度的，反之這些人還會被人利用來反對商鞅。
這時，商鞅結合當時的現狀，燒了上任后的第一把火：重金獎賞遵守法令的人，一下子就打開了局面;第二把火是懲罰了不遵守法令的兩位高管(太子的老師)，震懾了所有的人;第三把火是在第一二把火的基礎上成了一支執行力非常強的團隊，持續而深入地執行了十年，讓法令的效果得到了最大化的體現。
這三把火的背后，讓商鞅成功最關鍵的東西是什么?
信譽!
因為商鞅清楚地知道：信譽是管理者的至寶。秦國集團要靠全體員工來保衛，而員工的一切待遇要靠企業的信譽來保障。如果企業不講信譽，則沒有辦法使員工來服從和擁護企業;如果沒有員工們的努力，這個企業也就沒辦法維持。所以在當時普遍不講信譽的社會風氣下，商鞅要確定自己的法令能夠順利執行，首先要確立自己的信譽，那就是說一不二，維護法令的權威性，只有這樣，才能夠確保法令的執行力。
司馬光如此評價商鞅：“處在你攻我奪的亂世，天下競相爾虞我詐、斗智斗勇的時代，雖然商鞅很刻薄，但是他仍然不敢忘記樹立信譽以收服民心，又何況今日治理天下的領導者呢?”
但是，商鞅用法令治理國家的副作用也是巨大的，雖然改善了員工們的生活條件，但沒有贏得大家的尊重和愛戴;雖然讓秦國強大而富足，但依然沒有逃脫被車裂的悲劇宿命。
原因在于，作為法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商鞅最重視“法”，即法律、法制。法家認為，治理百姓應當以法以刑，認為通過法律可以解決一切問題。而這樣做的后果卻是失德和失人心。《詩經》中說：“得人心者興，失人心者滅。”而《尚書》中也說：“依靠仁德者昌盛，憑借暴利者滅亡。” 商鞅依靠酷刑執法，最終自己被酷刑所殺，不能不說是個悲哀。
與法家認為只要刑法苛刻，老百姓就不敢犯法，就會因敬畏法律而成為順民。看法相反的是，儒家認為，治理百姓應當以德以禮。只有提高百姓的道德涵養，讓他們自己認識到錯誤并勇于改正才是最高境界。因此，孔子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結合商鞅變法的經驗教訓和法家、儒家兩派的思想可以看到，以儒家為體，以法家為用，或許是最好的解決辦法之一。世界級優秀公司的創始人依靠自身的影響力(仁德)創造一種價值觀，體現于企業文化，這就是儒家的德和禮。在價值觀和企業文化的基礎之上，建立相匹配的、甚至是苛刻的規章制度，以保證公司領導權的合理行使和員工的行動符合公司利益。
如果只有良好的價值觀，執行起來是非常有難度的;如果只有完善而嚴密的規章制度，雖然短時間會有良好的反映，但員工的忠誠度會大打折扣。
來源：牛津管理評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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