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國忠文字素描：年薪百萬美元起計，年輕、風度、英語流利、充滿理性智慧、善于講故事、不畏權勢、文筆生動、喜歡捐款
謝國忠的論調和他得罪的“人”
1997年，香港樓價泡沫跌五成 香港政府、摩根
1997年，印尼經濟崩潰 印尼
1997年，中國經濟未來將通貨緊縮（唱衰中國論） 內地主流經濟學家主流媒體
2004年末，上海房產泡沫（上海樓市崩潰論） 上海方面、摩根地產基金、厲以寧等主流經濟學家
2006年，新加坡經濟模式 新加坡政府
導致謝國忠辭職的電郵事件內容：“實際上，新加坡的成功絕大部分是因為它成為了印尼腐敗政商的洗錢中心。印尼已耗空，新加坡因此佳景不復。為了維系經濟，新加坡正在修建賭場，以吸引中國的腐敗資金。”
謝國忠并不是因為言論而摔跤的第一人。1999年初，時任匯豐證券中國研究主管的張化橋對外表示，中國財政部高息發行揚基債券，然后去買美國國債，是“雙輸行為”。之后，張在辦公室被老板罵句“笨蛋”后即被炒魷魚。
謝國忠被喻為在中國最受矚目的“明星分析員”，訂購謝國忠報告的基金數額有數千億之多。但除了在公開場合或財經雜志上有選擇性地解答問題，謝還要為直接服務的投資者解答疑慮，乃至“命題作文”
《南都周刊》記者 炫風 廣州報道
上排（從左至右）謝國忠 馬駿 黃益平 李慧；中排張化橋；下排（從左至右）龔方雄 梁紅 胡祖六 陶東 （南都周刊 供圖）
1997年預言印尼經濟危機、香港樓市縮水，2004年唱衰中國樓市……當眾皆諾諾時，堅持異議的謝國忠顯得格外與眾不同。
謝國忠的論見，經常招致圍繞具體問題的激烈爭議。2006年9月底，他再次口出“不遜”，直言指責新加坡，旋后突然去職，離開了服務近10年的摩根士丹利。有評論指出，不再受限于大摩籠罩下的話語權，于謝國忠是一種解放。
在亞洲的跨國投資行中，活躍著一群與謝國忠有相似經歷的華人首席經濟學家。他們年輕又富有學識，深受西方學術研究浸淫。然而在他們之中，先有“中國最英俊的經濟學家”胡祖六改行銷售，再有前匯豐證券中國研究主管張化橋轉身經商之舉，謝國忠的辭職行為并非偶然。
從表面看，這些經濟明星們顯赫一時，但在光輝形象的背后，他們又有著怎樣眾所不知的一面？
陶冬，瑞士信貸亞洲區首席經濟學家，曾這樣感嘆：
“我一旦離開這個工作，就不會再去做投資銀行，甚至金融業。我想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好好地睡上兩個月，然后扔掉計算機、手機，在一個外界無法聯絡到我的地方痛痛快快旅行一場。我的夢是，每天早上9點鐘醒來，之后在花香和鳥鳴之間吃早餐……沒有時間讀一些大部頭的書是我今天的一個遺憾，希望離開投行后，能夠在花香鳥鳴的地方吃完早餐后，來補這一課。”
陶冬的同行，9月29日突然從摩根士丹利(Morgen Stanley，以下簡稱“大摩”)亞太區首席經濟學家職位上辭職的謝國忠，10月初已在廣州白云山實踐陶的“夢想”：在鳥語花香中喝茶看書——據說看的是希臘史學家色諾芬的《長征記》。
投資銀行的首席經濟學家并不好做，尤其是在像大摩這樣的國際金融機構。一位與謝國忠關系良好的記者在10月初聽到他辭職的消息后，第一個回憶起的，是過去每一次見面，都覺得他累得頭發又少了一些。不過，接下來至少三個月，謝國忠不再需要在香港、東京和上海之間做空中飛人，不用開沒完沒了的電話會議和路演，不必與基金經理和記者編輯們打交道，更不用像趕功課般地發表報告，然后苦思如何用又快又恰當的方式表達觀點。
多位資深財經記者評論說，自從“中國最英俊的經濟學家”胡祖六改做銷售后，陶冬與謝國忠就是國際投行首席華人經濟學家中的兩個佼佼者，如今謝突然退出大摩，難保陶冬不感到一絲難以言喻的寂寞。
也許，感到寂寞的還有寫字樓里的女白領們。一個年薪以百萬美元起計，年輕又有風度、英語流利、充滿理性智慧、善于講故事又不畏權勢的謝國忠，因為敢言而從位高權重處辭職，自此“云深不知處”，這故事成為從香港到上海不少女性論壇里的話題，其中大部分留言都伴隨著一串問號：“他會到哪里去？”
這同樣是財經記者們的疑問。休完國慶長假后歸來的他們發現，無論是給謝國忠打電話還是發郵件，都無法聯系上他。
然而，對那些最關心謝國忠的人——基金經理們來說，謝國忠消失的最關鍵處并非辭職事件的真相，而是Andy(謝的英文名)的經濟分析報告、他們案頭曾經的必讀品，從此消失了。在給本報記者的一封來信里，一位業界人士這樣懷念謝為他分析真實的亞洲：“He must publicize his idea about the stock market from time to time！ We will then have a clear picture. What I am interested is his comment on the stock market，not Singapore.(他必須不時公布他對股票市場的觀點，然后我們才會有一個清晰的認識。我們感興趣的是他的股市觀點，而非新加坡。)”
至少得罪了新加坡
新加坡，謝國忠的滑鐵盧，或者說是解脫地。但事實上，對于每一個在公司上班，又能對外公開發表言論的高級人員來說，誰都有可能遇到像謝國忠這樣的意外。
三年前，謝國忠曾對一位財經記者說過這樣的故事：1997年，他的一篇關于香港樓市將下挫的負面報告惹惱了香港政府，結果他的上司興沖沖地走進其辦公室，命令他伸出兩手，半開玩笑地說：“Andy，哪只手寫的(報告)？我要把它砍了。”然后作出手刀的姿勢。
自言人生一直順利的謝國忠未曾再次證實這個故事的真實性，但他終于遇上了大客戶的風暴。
9月中旬，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與世界銀行的聯合年會在新加坡舉行。19日晚，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宴請各國政要，但沒有中國官方人士，謝國忠心生不滿：“好像請了我，中國就被代表了似的。”接著他又稱，會議應該在中國或印度這樣經濟增長的熱點國家舉行，相比之下“東盟是一個失敗。”然后，他近乎直白地抨擊新加坡的經濟模式：“實際上，新加坡的成功絕大部分是因為它成為了印尼腐敗政商的洗錢中心。印尼已耗空，新加坡因此佳景不復。為了維系經濟，新加坡正在修建賭場，以吸引中國的腐敗資金。”
這些話，被謝國忠寫進內部交流的郵件里。然而，大摩內部卻有職員外泄郵件，這些話迅速流傳開來，很快被新加坡政府看到。
10月初，大摩方面證實，謝國忠已基于“個人理由”辭職，并公開聲明謝的觀點不代表大摩的觀點，“摩根士丹利一直是新加坡非常堅定的支持者，并極其尊敬新加坡所取得的成就。”
大摩在新加坡的地位僅次于同行高盛。在過去兩年間，摩根士丹利為企業并購提供咨詢的業務在新加坡排在第一位，今年3月，大摩還擔任了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淡馬錫控股公司收購一家印度電信公司的顧問。
謝國忠辭職在投資界備受關注。除了“大摩為保大客戶犧牲自己的首席經濟學家”，一位助理分析師還聽到流言，說謝與部門上司本已有隙，此事正好借題發揮。
不管真實的原因如何，謝國忠事后也在反思這次電子郵件風波。10月7日，他向《21世紀經濟報道》的記者表態，這封信確實寫得太匆忙，用詞不夠小心，“可以說是有點傲慢”，而他也從未想過內部電郵會外泄。
謝國忠并不是因為言論而摔跤的第一人。據《財經》雜志報道，1999年初，時任匯豐證券中國研究主管的張化橋對外表示，中國財政部高息發行揚基債券，然后去買美國國債，是“雙輸行為”。之后，張在辦公室被老板罵句“笨蛋”后即被炒魷魚。
“但我不認為我的觀點不對。”離職后的謝國忠并沒有質疑自己發表過的觀點。
謝的外表并不固執。早年與謝有過接觸的記者回憶，已經40歲的謝國忠有著娃娃臉，心態也年輕，一米七五左右的身高，戴著圓框的眼鏡，有時頭發比較凌亂，但看起來還是相當斯文。接受采訪時，他從來不打腹稿，也不專門做準備，隨問隨答。
不過，與謝打交道多了的人士會知道，他是個比較自我的人，即使觀點偏激也會堅持己見。一位臺灣基金經理說，他曾看過謝國忠與基金經理起爭執的場面，“直率的言詞與對研究觀點的堅持，常讓他跟基金經理人僵持不下。”
不僅是業內，對外的公開場合，以及謝所主持的研究報告，都是以鐵口直斷見稱，難免會引起各方面的爭議和不滿。有評論詩意地認為，離開大摩的謝國忠，不再受限于大摩籠罩下的話語權，于他是一種解放。
明星分析員們
不過，沒有大摩的經歷，也就沒有謝國忠成為明星分析師的故事。
1997年，香港回歸前兩個月，時為大摩亞太區經濟學家的謝國忠放言，香港樓價將因泡沫暴跌五成，一時被看作怪論。這一預言后來成為現實，謝也頓時令投資界刮目相看。這一年，他還預言印尼經濟會崩潰，又“不幸”言中。
此后，謝一開口，投資市場自然慎重待之。
謝國忠對中國經濟的受爭議觀點，也早在1997年開始。當時謝國忠獨辟新徑，運用社會學的角度分析，認為中國人過去的消費欲望之所以強烈是因為產品短缺，但1997年時短缺產品已經基本得到滿足，人們的消費欲望就會開始下降。于是他做出了以下結論：財富積累較低的中國并不能保持高消費，通貨緊縮將成為中國經濟下一階段的主旋律。這與當時內地的普遍樂觀背道而馳。
三年后，中國內地的制造業投資和資本存量達到低谷，到2001年底，內地幾乎找不到對經濟增長抱樂觀態度的經濟學者，事實上在一定程度上證實了謝的判斷。而在海外，包括大行的經濟學家們對中國經濟的看法也是一路走跌，與此同時，內地主流媒體開始不斷宣傳一個說法，認為有一種“唱衰中國論”。
這種背景下的謝國忠，在內地的影響力止步不前。
2001年和2002年間，中國內地市場上幾乎同時崛起了數家新銳財經媒體。記者們把觸角延伸到一個財經思維激蕩的地方：香港。商業經濟學家們在內地傳媒的互動下，開始大規模地顯山露水。
除了斯文白凈的謝國忠，這些經濟學家還包括：瑞士信貸亞洲區首席經濟學家陶冬，摩根大通董事總經理兼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師龔方雄，里昂證券中國研究部主管李慧，德意志銀行亞洲區首席經濟學家馬駿，高盛中國首席經濟學家梁紅，等等。
最早成名的明星，當屬一度被新銳媒體們譽為“中國最英俊經濟學家”的前高盛首席經濟學家胡祖六。他在國際輿論中不時維護中國經濟，曾撰文評論美國的對話經濟政策，成為最早被內地認可的跨國金融機構華人精英。
這些金融學子、白領金領們的偶像人物經歷大抵相似，基本上是20世紀80年代初在國內完成大學教育后，在國外大學完成西方經濟或金融專業的訓練，又受國際大行的專業浸淫，相較內地傳統的經濟學者更年輕更國際化，整體學術研究素養也相對較高。
他們通常從助理分析師做起，然后是分析師，到區域首席經濟學家，乃至副總裁、董事總經理。投行的業務非常緊張，謝國忠們從大行的辦公室格子里幾經努力，才能在那些摩天大樓里劃到幾平方米的私人領地。
在跨國投行，首席經濟學家的基本任務是定期分析宏觀形勢，把研究報告提供給客戶，同時代表機構參加各種公開的論壇等活動，為投行帶來更多曝光率。
對于投資者，尤其基金經理們，投資銀行經濟學家們的意義在于：當他們在做投資決策時，總是要參考若干投行的分析報告。這些報告好不好，影響著他們對相關投行的印象，然后決定是否將手上的錢交由相關的投行進行投資等操作。投行則主要靠收取傭金贏利。
謝國忠加入摩根士丹利9年多，現已被喻為在中國最受矚目的“明星分析員”，訂購謝國忠報告的基金數額有數千億之多。但除了在公開場合或財經雜志上有選擇性地解答問題，謝還要為直接服務的投資者解答疑慮，乃至“命題作文”。
偏悲觀的財經紅人
謝國忠真正紅透半邊天，紅到超越投資界乃至財經界，是在2004年末。
斯時，謝國忠發文抨擊上海地產市場，認為上海樓市是因為熱錢流入而形成的大泡沫，離破滅不會超過一年。為證明己見，他甚至賣掉了自家在上海的房產。
這個觀點立刻被各家媒體形容為著名的“上海樓市崩潰論”。
2005年初，謝國忠再次向人們描繪房地產的危機：中國地產市場只是十年前東南亞的翻版，樓市岌岌可危。這年年中，謝經過簡單的計算，又一次拋出了自己的論斷：熱錢正在撤離亞洲，而高達3500億美元熱錢撤離中國將使樓市崩塌。一位記者還記得謝在上海一個場合直接批評：“你們以為上海的主業是汽車、金融業，錯了！上海的主業根本是賣房子！”
由于謝國忠的知名度，以及過去曾多次準確預見市場大勢，房市崩塌論被迅速廣泛地傳播。在不少媒體上，謝國忠的種種分析被抽象成一條：“中國房地產即將崩盤！”大批反對高房價的民眾在網上激情地表達對謝國忠的支持，甚至一些財經記者也懶得從謝的分析邏輯里尋找這些結論的依據，直接把他擺上神臺。
在一部分內地經濟學家失信于民的情況下，謝國忠的名字，甚至變成了社會良心符號——作為一個分析師、經濟學家，謝的角色被賦予了說真話的期望；而在大摩大舉進入上海房地產市場的同時，作為大摩經濟學家的謝國忠看上去大唱反調，同時也在鞏固他在學術研究上的獨立姿態。
最受刺激的，無疑是地方政府與房地產商。有評論把謝國忠與大摩地產基金的投資行為聯系起來，認為謝的論調隱藏著巨大陰謀，“先唱衰內地樓市，然后趁虛而入。”經濟學家厲以寧更是直接指出，“宣揚中國房地產泡沫即將破裂，是為了在國外企業和資本進入中國之前先打壓中國市場。”由此，謝也被懷疑是“跨國資本利益代言人”，“黃雀陰謀家”。
在大行經濟學家、分析師的圈子里，對經濟基本面的分析是基礎工作，而對現實問題的激烈爭議，又有可能令他們變得格外地與眾不同。這些不同，有時就如廣告一樣，要經歷艱苦又勞神的創意過程。
長期收到謝國忠分析報告，或者常常與他近距離接觸的人，都要隨時準備迎接他在結論里的“炸彈”。謝國忠是一個偏向于悲觀的經濟學家，他自言“習慣觀察與分析時都先從負面或風險的角度切入。唯有先認知風險，進而掌控風險，才能累積財富”。這樣的風格使他與一般大行經濟學家相比，在分析問題的邏輯上更加簡單，結論往往更加直接，乃至偏激而富于爭議性，于是屢屢制造轟動效應。
長期編輯謝國忠報告的周年洋先生認為，除了偏悲觀以外，其他投行經濟學家總是嚴格地按照既定格式去寫報告，但謝國忠的報告個性化十足。他時而從歷史、文化等因素分析中國經濟，有時又把中國國情晾在一邊，以普適的價值、全球的經驗去判斷熱點問題……對于財經報道來說，這樣的文章比枯燥的經濟分析數字推理精彩得多，加上出色的書面表達能力，謝國忠很受財經記者們歡迎。
很多財經記者還記得，在香港，謝曾屢次受邀為他們講課，閑時會與大家喝咖啡，討論經濟事務，解讀規律。私下里，他也是溫和斯文、平易近人，所得稿費，多是讓編輯直接匯往某個捐款賬號。
壓力重重
在剛過去的星期二，另一位跨國投行的明星宏觀經濟分析師，摩根大通的中國區董事總經理龔方雄，在北京宣布中國房地產“肯定沒有泡沫”。此時，那個堅持對中國樓市尖刻批判的謝國忠，已然離開口水的戰場。
其實，投行的經濟學家們常常會在具體的熱點問題上意見相左。在各種研討會上，學者們于臺上針鋒相對也是常有的事，不過到了臺下，彼此都會恢復西裝革履和睦相處的狀態，實在還有話想說，就向熟悉的財經記者提兩句，但通常也要求不要具名刊登。
“他們也是‘財經演員’。”《財經》雜志借一位現就職內地的經濟學家的話形容說：“中規中矩，四平八穩，很多時候是沒有觀眾的。”
但是，大行經濟學家們最大的壓力，更在于他們所服務的客戶。“投資者總是希望經濟學家們能預測些什么，”一位國內基金經理說，“雖然這似乎不應該是他們的職責。”一個分析師，如果他預測的結論時常同市場呈現的情況一致，那他對客戶的影響力是顯而易見的。
對此，謝國忠曾經這樣形容：基金經理們掌握著4000億美金，我的預測和報告必須對他們有價值。他們每個季度都要給我打分，如果我的評估和預測不合適，基金經理們的反應就不好，我就會失去工作。我說的話，對的要比錯的多。
一位熟悉投行分析師圈子的人士認為，與學院的經濟學家的從容鉆研不同，投行的經濟學家必須給客戶和媒體“趕稿”，他們對經濟問題的分析操作周期很短，難免在分析和預測上有不準確的地方，放到市場的爭論上，就會變成做學問不嚴謹，或者“別有用心”。
事實上，投行們的研究部門與業務部門一般都彼此分隔，但外界終究無法透過玻璃幕墻看清里面的奧妙。一個分析師向外部發表的言論，通常都要經過本人確認，以及投行法律部門的審核；而自身機構的利益，大客戶的要求，無時無刻不在影響他們。
謝國忠之所以具有很高的知名度，也是因為他屢屢以挑戰職業操守和公司利益平衡的形象出現。就在謝不斷拋出房地產泡沫論的時候，大摩也發表聲明，說謝國忠的觀點只屬于個人，不代表大摩。然而，這種堅守在電郵事件發生后已經無法維持，用學者倪金節的話來形容，金融機構的利益、大客戶的利益以及學術獨立性三者之間，實在是存在著“不可能的三角”。
在這個三角中，分析師們不斷地旅行、演講、爭論，重復著每天工作十三四個小時、休息五六個小時的生活。陶冬形容，“這也是青春飯。”
這些華人明星分析員
謝國忠
原摩根士丹利
亞太區首席經濟學家
陶冬
瑞士信貸亞洲區首席經濟學家，
董事總經理
陶冬連續多年被評為亞洲優秀經濟分析員，被認為在商業經濟學家中以思維縝密見長，說話慢條斯理但邏輯嚴密。陶冬擁有美國猶他大學博士、經濟學碩士學位及北京外國語大學學士學位。在1998年加入瑞士信貸第一波士頓前，陶冬任香港寶源證券高級經濟分析師及中國研究部主管。
陶冬曾在一個高校演講里這樣形容經濟分析員：“經濟分析員是什么？其實就是賺錢工具。我們分析經濟、做出報告，既幫客戶決策賺錢，也為自己賺錢。我們機構人數不多，但創造的利潤往往可以達到一些知名企業的數十倍，甚至上百倍。”此外陶冬還認為，自己作為一個經濟分析者的先天優勢是，“能把故事講得既有經濟學的內容，又生動有趣。”
張化橋
原瑞銀證券董事總經理，中國研究部聯席主管
張在中國人民銀行計劃司工作五年，后到香港，先后在東方匯理、里昂及匯豐證券任職，1998年12月因外幣國債事件被匯豐解雇。1999年7月再到瑞銀華寶(現瑞銀集團)。今年他的頭銜變成深圳控股運營總監。
張化橋至今對當初被匯豐解雇的事仍耿耿于懷。他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形容，“當時我感到非常憤怒，我說真話而被解雇，事實證明我對了，今天中國的問題之一便是國際收支不平衡，外匯是太多而不是太少。這件事令我深深認識到，分析員要講真話，代價多大都要講。”
胡祖六
胡祖六身兼中國高層宏觀政策咨詢專家、中國華融資產管理公司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央企工委160家特大型企業老總的講師等身份。
“中國最英俊的經濟學家”，胡祖六在33歲時已是瑞士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首席經濟學家，在此之前他曾擔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官員。他說非常樂意擔當中外金融界溝通的橋梁：“我在國外投資者面前，更多講中國的前景，而在國內，更多講問題，講差距。”自1997年加盟高盛后，中國乃至亞太幾乎所有重要的經濟會議，胡祖六幾乎都有參加。
龔方雄
摩根大通亞太董事總經理，中國區研究部主管及首席中國經濟師
龔方雄擁有美國沃頓商學院金融經濟學博士學位、費城坦普爾大學物理學碩士學位，北京大學運籌學及經濟學碩士學位，以及物理學學士學位。龔方雄在加盟摩根大通之前任職于美國銀行長達七年，又于美國紐約聯邦儲備銀行擔任經濟師，曾向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提交研究報告及政策建議。他還擔任過首席策略師以及全球貨幣、信貸和利率市場策略部聯席主管一職。此前，他曾于美國紐約聯邦儲備銀行擔任經濟師，其職責包括向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提交研究報告及政策建議。
龔方雄曾于去年預見央行9月底的加息，今年4月他又提出了有關人民幣匯率改革加快速度的研究報告，讓全球市場在5月份好一陣緊張。
李慧
里昂證券中國研究部主管
1994年開始從事中國證券研究工作，歷任法國東方惠理中國證券分析員及主管，美國DLJ集團中國研究部主管，曾多次在“機構投資”、“亞洲貨幣”及路透社的最佳中國分析員及研究隊伍中當選。
馬駿
德意志銀行亞洲區首席經濟學家
黃益平
花旗亞太首席經濟學家，花旗集團董事總經理
黃益平在1987年獲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碩士，1994年獲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他也曾是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發展研究所的助理研究員、北京大學訪問學者、哥倫比亞商學院General Mills國際客座教授。
2005年初，謝國忠再次向人們描繪房地產的危機：中國地產市場只是十年前東南亞的翻版，樓市岌岌可危。一位記者還記得謝在上海一個場合直接批評：“你們以為上海的主業是汽車、金融業，錯了！上海的主業根本是賣房子！”
在一部分內地經濟學家失信于民的情況下，謝國忠的名字，甚至變成了社會良心符號——作為一個分析師、經濟學家，謝的角色被賦予了說真話的期望；而在大摩大舉進入上海房地產市場的同時，作為大摩經濟學家的謝國忠看上去大唱反調，同時也在鞏固他在學術研究上的獨立姿態。
“基金經理們掌握著4000億美金，我的預測和報告必須對他們有價值。如果我的評估和預測不合適，基金經理們的反應就不好，我就會失去工作。我說的話，對的要比錯的多，別人聽我的話才有價值。”
——謝國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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