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動機
作為人民幣上的人物，蘇春熙年輕時的相貌隨著貳角錢的流通走進了千家萬戶。但是，由于蘇春熙的低調，現在即使是她身邊的人，也很少有人知道她當年與人民幣的淵源。
她當年是怎么被選中，作為少數民族的代表印到人民幣上的？這段經歷對她產生了怎樣的影響？之后她的生活是怎么繼續的？
昨日，本報記者對話已經進入不惑之年的蘇春熙，請她講述她與人民幣的故事。
“說實話，我不愿意吱聲。我覺得現在老了，跟以前照片上差距太大了。”
1980年版貳角人民幣票樣。右一為蘇春熙。
蘇春熙，對許多人來說可能是“最熟悉的陌生人”———名字是陌生的，樣子卻是熟知的。
1980年版的貳角人民幣上，有兩名俊俏的少數民族姑娘的頭像，其中，右邊朝鮮族姑娘的原型就是她。如今人到中年的她，居住在北京，過著平淡幸福的生活。說起17歲時的那次“照相”
經歷，她只覺得是一種巧合。
政治條件好到北京做講解員
新京報：你現在拿貳角錢人民幣去買東西，跟一般人感覺不一樣吧？
蘇春熙（以下簡稱“蘇”）：我沒有怎么當回事。看得比較淡。
新京報：你現在兜里有這種貳角錢嗎？
蘇：有。不過，這是我知道要接受采訪，專門去銀行取的。
現在條件好了，使用角錢的機會少了，當年兩角錢能買不少東西。
新京報：當時為人民幣拍照時，你在做什么工作？
蘇：在北京民族文化宮做講解員。
新京報：你是怎么到北京做講解員的？
蘇：巧合吧，1979年是國慶30周年，國家民委要做民族工作30周年展覽，每個少數民族都要求派代表做講解員。當時朝鮮族有兩個名額，國家民委交給了吉林省民委，吉林省民委交給延邊朝鮮族自治州民委，州民委把兩個名額給當地的州博物館。當時我高中剛畢業，被當地民族博物館招了進去，就來到了北京民族文化宮。
新京報：當時挑選的條件嚴格嗎？
蘇：當時的條件要求漢語和朝鮮語都說得比較流利，高中畢業，比較年輕的，五官端正。當時在自治州兩種語言都說得比較流利的人不太多，要么是朝鮮語好，漢語不好。其實，我小學三年級之前不會講漢語，直到三年級的時候才上了漢族學校。
除了這個條件之外，還是比較注重政治條件的，因為那個年代“四人幫”剛剛被打倒。
當時我父親是老革命，過去是當兵的，又是新中國成立前部隊的干部。
新京報：到北京來是正式調動？
蘇：暫時的。來北京是借調兩年，來的時候說得很明確，就是做民族工作展覽講解員，實際上就是30周年少數民族工作展覽講解員。
新京報：家人同意嗎？
蘇：別說同意了，都高興壞了。因為這是被國家選中代表一個民族過來。從7月份選拔，到9月份就很快定下來了。我們朝鮮族兩個人都是博物館的，我個子不太高，所以后來博物館特意給我定做了高跟鞋。
講解員個個漂亮她被稱“賣花姑娘”
新京報：你們當時拍照的機會多嗎？
蘇：多。當時民族文化宮有90多個各個民族的講解員，有些民族是一個人，有些民族可能是兩個人。民族文化宮給我們每個人做了兩套民族服裝，冬天穿的和夏天穿的。所以，當時很多人來這里給各個民族的人拍照，還有制作石膏像的。
新京報：那來當講解員的都是美女吧？
蘇：也有男的，不過女的應該說都長得不錯。我們女孩住在民族文化宮13層的一個大廳。一個省是一個角落，雖然艱苦，但現在要回憶起來，那個時候挺高興。
新京報：有沒有男孩子追你們？
蘇：呵呵，都追怕了。我們一出去之后，每次都能碰到一些男孩子追我們。其實我們也頂多跑到西單去看看，不過，我們就算在公交車上，都有男孩子追。所以老師對我們統一管理，特別嚴格，不允許隨便出去。當時我們剛到北京，年紀也比較小。
新京報：是不是因為你們穿民族服裝太鮮艷了？
蘇：不是，我們外出只穿著便裝。我們在院子里穿少數民族服裝的機會比較多，比如領導來參觀、照相什么的，所以很多人知道民族文化宮漂亮姑娘比較多。
我去了之后，老師們都管我叫“賣花姑娘”，說我的形象特像朝鮮的一個電影《賣花姑娘》里的那個姑娘。當時北京電影制片廠拍《阿凡提》的時候，講解員被選了好幾個去演出。
新京報：你不出去的話，業余時間做什么？
蘇：我不是特別愛交朋友，除了工作之外，就去圖書館看書。每天該我上班的時候肯定就上班，業余時間我肯定在圖書館。當時我年齡比較小，才十六七歲，總覺得時間不能就這樣浪費了。我知道這畢竟屬于臨時性的工作，我就想考學、念書。
新京報：其他講解員呢，過得怎么樣？
蘇：呵呵，我覺得我還是比較認真的，大部分姑娘玩的時間要多些。
總體上來說，兩年期間我感覺表現還是不錯的。老師要求我們背講解詞，我第一個背下來，我的文化課成績也是最好的，老師還表揚我。所以當時領導來、外賓來，經常讓我講解。不過，這兩年時間里，我們講解員還經常組織活動，到全國各地參觀，并不單調。
人民幣照相未獲任何收入
新京報：現在你是不是還經常回憶起那次特別的拍照？
蘇：嗯。那次為人民幣照相是在民族宮外面院子里照的，不在屋里。其實那個時候很多人來給我們照相，我們已經覺得習以為常。因為當時有一個彝族女孩叫李西（音）特別漂亮，跟我一起照的，當時她捂著肚子喊疼，過兩年聽說她去世了，很可惜，所以那次印象很深。
新京報：照相的時候，知道是為人民幣照的嗎？
蘇：那個時候老師已經提前告訴我們，是銀行方面要來拍照，是出新版人民幣需要各民族形象。所以那天我還很精心地梳了頭發系了領結，穿上洗干凈的民族服裝。其實當時老師讓怎么樣就怎么樣，全部是服從，也沒有過多打聽。
新京報：第一次看見印著自己頭像的人民幣是哪天？
蘇：因為照的時候就告訴我要上80年版人民幣，所以就一直留心新版人民幣。具體時間不記得了，反正當時我一看到新版的貳角錢，就知道，那是我了。
新京報：看到新版人民幣后是不是很興奮？
蘇：也沒覺得特別興奮。因為已經有心理準備了。
新京報：這個畫得跟你當年的照片一樣嗎，哪個更真實一些？
蘇：這個并不完完全全是我，基本上是按照我的照片畫出來的，稍微加點工，總體看上去這面鼻子和嘴是我，頭型也完全是我，穿的花衣服也是我。
新京報：當時在大街上有人認出你來嗎？
蘇：沒有，因為是側面照的，正面應該就能看得更清楚一些。
新京報：朋友們都知道你的肖像上人民幣的事情嗎？
蘇：沒有告訴他們。可能和我的性格有一定關系，我是稍微內向的性格，不愛跟別人說。我拍照后就告訴了我媽媽，后來新版人民幣出來后，我媽媽就拿著給很多同事宣傳，媽媽的同事有的也開始告訴周圍的人。
新京報：當時有人跟你談肖像權的問題嗎？很多人以為你獲得了不少的收入。
蘇：你看，這就是現在的年輕人跟我們那個時候的不同。
我們那個時候全講奉獻，講服從，老師讓做什么就做什么。那個時候根本沒有人想到這個，也沒有人提任何條件。我沒有在這件事上獲得任何收入。
新京報：要是現在人民幣再用一回你的照片呢？
蘇：那估計得談談了，時代不一樣了。不過話說回來，這更是一種榮譽。
大學畢業韓國教漢語
新京報：你做兩年講解員后去做什么了？
蘇：1981年以后，根據安排我就回到延邊朝鮮族自治州團委工作。后來因為籌備中國民族博物館，招聘各民族的工作人員，1985年我又到北京，給調回來了。但因為當時一直在籌備，1987年的時候，我們這撥人覺得失望，干不下去了。當時經延邊朝鮮族自治州推薦，我考試上了中央民族大學。
新京報：回北京和上大學，是不是都是沾了人民幣的光？
蘇：關系不大。我能回來，應該說在民族文化宮的表現給國家民委的人留下了不錯的印象。至于上大學，也是因為我在自治州的表現。不過，人民幣的事情，當時的州長是知道的，他印象很深。
新京報：聽說你畢業之后出國了？
蘇：對，1989年我去了韓國（南朝鮮）。韓國當時有五大公司，其中有一個公司叫鮮京（音），我在這所大公司專門做貿易翻譯工作，還寫貿易書。
當時有很多貿易人員都需要提高中文水平，業余時間我又教漢語。
新京報：沒有人勸你留在韓國？
蘇：當時很多人都勸我在韓國成家。但我在中國長大，很多生活習慣更適應中國，所以1991年就回來了。1991年到1995年期間，到北京大學攻讀英語，又兼職做韓國貿易公司管理方面的翻譯。1995年我跟我現在的老公認識，就結婚了，女兒現在都10歲了。
老公不相信她是“貳角姑娘”
新京報：你老公什么時候知道這貳角錢的事情的？
蘇：剛認識的時候跟他說過。我愛人不相信，他說“不會吧”，我也不愿意跟他再解釋，不信就不信吧。我這幾天給他說，“你看，記者來找我了吧”。
新京報：沉默了這么多年，你怎么突然愿意出現在人們的面前了？
蘇：是一家媒體發起了一個尋找人民幣上人物的活動，我親戚看到后，把我的情況告訴了媒體。這樣，20多年后，我因為人民幣第一次走到了前臺。
新京報：你感覺照片上人民幣或者說在民族文化宮工作這兩年，對你這些年的影響有多大？
蘇：主要是自理能力的鍛煉，以前我從來沒有離開過家。
新京報：人民幣上的其他人物好像有的也是講解員，你跟他們有聯系嗎？
蘇：我要拿過去的照片對的話應該都知道，但我沒有一個一個對照過。當時民族文化宮的老師說過，大部分人都是從這批講解員里出來的。我跟任何一個人都沒有聯系了。
新京報：現在媒體報道你，生活中有人認出你了嗎？
蘇：沒有，畢竟我跟20年前的模樣不一樣了。有一次我和我媽媽去商場，媽媽就拿著錢來說，“這是我女兒。”我趕緊拉住我媽，“媽，你這是干什么！”
說實話，我不愿意吱聲。我覺得現在老了，跟以前照片上差距太大了。
本版采寫：本報記者劉英才
本版攝影：本報記者浦峰
■對話人物
蘇春熙
43歲，朝鮮族人，現為北京某外語培訓機構負責人。她是1980年版貳角人民幣上的兩位少女主人公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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