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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源：《管理學家》，作者：賀慶鴻 聞華

安德魯·尤爾（Andrew Ure, 1778－1857）是第一個從理論和技術上在大學培訓技術和管理人員的教育者。尤爾出生于英國的格拉斯哥，先后在愛丁堡大學和格拉斯哥大學學習，從1804年起，尤爾成為格拉斯哥大學安德遜學院的教授，從事化學及自然哲學的教學和研究工作，開始了他的學術生涯。

如果沒有工業革命的興起和工廠制度的誕生，也許我們現在所能知道的尤爾不過是一位普通的化學和自然哲學教授而已。可是歷史卻偏偏青睞于他，給他了一個名垂青史的機會。從18世紀下半葉開始，伴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工業革命率先在英國出現了。這一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革命，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紡織機等機器的發明是工具上的革命，蒸汽機的發明和應用是動力上的革命，工廠制度的發明則是生產組織方式上的革命。隨著工業革命的繼續向前推進，工廠制度的發展出現了兩重性。一方面，從當時的技術和資本的角度來看，擴大生產規模是有可能的，而且由于競爭，擴大工廠也是十分必要的。另一方面，擴大生產帶來了許許多多管理上的問題，工業中的效率問題、控制問題以及對工人的管理問題日益凸現出來，而管理人員的缺乏顯得尤其突出。尤爾以其敏銳的觀察力和社會責任感，及時對這一問題做出了時代的回應。

在尤爾的建議下，格拉斯哥大學1839年專門建立了一所向工人傳授科學知識的學院。尤爾自己一馬當先，開啟了管理教育的先河。尤爾的教育是富有成效的。很多聽他講課的人員很快從工人轉變為職員、倉庫管理員、小商人和店主，當時日益發展的工廠制度所需要的管理人員，正是從這些學員中誕生的。法國的夏爾·迪潘在訪問大不列顛時參觀了許多工廠，深有感觸地說，這些工廠中的很多管理人員都是尤爾的學生。尤爾自己對此也十分自豪，在他的《制造業哲學：大不列顛工廠制度的科學、道德和商業經濟的說明》中談道，他的學生“作為工廠的廠主和管理人員遍及聯合王國的各地”。

對工業教育極為關心的尤爾，一面根據他的經驗和觀點傳授工廠制度和管理技術，一面著書立說闡明他對工廠制度的看法。1835年出版的《制造業哲學》便是在這種背景下問世的。雖然尤爾的著作大部分是探討絲綢、棉紡、毛紡以及麻紡工業的制造技術問題，但他最終還是談到了管理。在當時的條件下，尤爾認為企業管理的本質，是用機械科學代替手工技巧，用訓練有素的企業職工代替經驗技巧型的手工藝人。要達到這一目的，尤爾強調，管理人員必須對生產做出安排，使生產過程相互銜接，實現整個工廠的協調一致。他認為，在每一個工廠都有三個系統，即機械系統、道德系統和商業系統。機械系統指的是生產技術和過程，道德系統指的是人員狀況，商業系統指的是銷售和籌集資金功能。這三個系統要形成有機配合的三種原則，指導企業的運行。

除了技術和管理上的探索外，尤爾不遺余力地為當時的工廠制度辯護。例如，他舉例說，“就個人的舒適”而言，工廠工人得到的待遇要比非工業組織中的工匠要好。他們吃得較好，同時由于工廠主提供了機器，他們的勞動也比較輕松，報酬也比較高。他還舉例說，童工住在管理良好的宿舍里，受到實際的教育和宗教的教育，飲食也比較好。馬克思在寫作《資本論》時，注意到了尤爾的觀點，認為尤爾天真而正確地說出了機器生產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聯系，但堅定地站在工廠主的立場上。

同尤爾類似，法國的夏爾·迪潘（Charles Dupin，又譯為查爾斯·杜平，1784－1873）也是一位管理教育的先驅。他在1816－1818年訪問英國，英倫三島蒸蒸日上的工業給他帶來了深刻的印象。他詳細考察了英國的工廠制度和管理體系，并同尤爾有著廣泛的交流，研究了尤爾在培養管理人才方面的貢獻。回法國巴黎不久，他被聘任為公立藝術和職業學校的數學和經濟學教授。在任教期間，他寫出了《在大不列顛的旅行》一書。1831年，他出版了《關于工人情況的談話》。在這本書里迪潘寫道：“12年來，為了有助于工人階級，我一直有幸教授應用于技術的幾何學和力學。”他這本書要關注的內容是：“對工人的福利、教育和美德的關心，對國家工業的進展、以及對發展能為我國帶來共榮和幸福的各種富國強民方法的關心。”迪潘有個非常有名的同事，就是著名經濟學家薩伊。如果說，是薩伊把亞當·斯密的經濟思想帶到了法國，那么，迪潘則把安德魯·尤爾的管理教育帶到了法國。

迪潘強調：“工場和工廠的管理者應該借助于幾何學和應用機械學，對節省工人勞力的所有方法進行專門的研究。對于一個成為別人的領導者的人來說，體力工作只占有第二位的重要性，使他處于高位的是他的智力。”1826年時，法國98個城市中有五千多名職工學習迪潘的管理教材。在迪潘的管理教育中，已經涉及到工時研究和分工協作問題。

迪潘對工業化持樂觀態度，同尤爾類似，他也不遺余力地贊揚工廠制度。對于當時人們認為機械化會引發失業的觀點，迪潘以英國為例進行了反駁，他指出，英國在采用蒸汽機以前，只有100萬名工人，而蒸汽機廣泛使用后，工人達到了300萬。因而，機械化不僅不會搶走工人的飯碗，反而能創造出更多的就業崗位。機器化大生產越發展，對工人就越有利。

尤爾和迪潘，都涉及到了對當時工廠制度的評價問題。有一種非常普遍的看法是，工廠制度的出現，使工人陷入了更為悲慘的境地，而資本家大多是貪得無厭、掠奪無度的強盜。然而，大量的研究表明，即使是西方的“血汗工廠”，當時的工人生活狀況和健康水平也高于同期的農民。長期以來有一種說法，工人階級受壓迫最深重，所以革命性最強。實際上，按照馬克思的觀點，工人階級的革命性最強，是由于它同最先進的生產方式相聯系，而不是由于它受壓迫最深重。尤爾與迪潘為工廠制度辯護，固然代表了資產階級，但他們是站在社會進步的立場上，而不單純是資本家的代言人。

更重要的是，伴隨著大工業的出現，管理問題日益突出。從企業的經濟效益來看，規模化是必然趨勢。然而，由于沒有足夠的管理人才和管理技術，人們習慣于小作坊式的經營，大規模生產有著難以逾越的管理障礙。在這種情況下，“大生產”和“小管理”的沖突越來越尖銳。所以，在早期工業化國家，不約而同地實行了一種管理方法上的“變通”，就是采用承包制經營。所謂承包制，本質上就是把大規模生產單位分解為可以像家庭或作坊式經營的小管理單位。承包制有許多明顯的弊端，最明顯的就是加重剝削和短期行為。然而，在沒有更好的方法取代承包制以前，企業家只好不得已而為之。從這一意義上看，尤爾和迪潘的管理教育，對于形成替代承包制下“拿摩溫”的新式經理人員，具有開創意義。

雷恩在《管理思想的演變》中對尤爾和迪潘的貢獻是這樣評價的：“迪潘的工作受到了尤爾的影響，而迪潘又對亨利·法約爾具有影響，而后者是又一位在思想上引導現代管理理論形成的先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