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 公司元年
文/吳曉波
“我們都下海吧。”
—民間詞匯，1984
在科學史、藝術史和商業史上，當一個流派或國家正處于鼎盛的上升期，便會在某一年份集束式地誕生一批偉大的人物或公司。這個現象很難用十分理性的邏輯來推導，它大概就是歷史內在的戲劇性吧。
在美國企業史上，這個偉大年份是1886年。這一年，紐約的圖書推銷員大衛·麥肯尼在推銷莎士比亞選集時驚喜地發現，他隨書贈送的香水備受顧客的青睞，于是他用莎士比亞故鄉一條河流的名字“Avon”（雅芳）為名，創建了雅芳香水公司；“可口可樂”誕生于亞特蘭大，它的第一瓶形狀“怪異”的產品被推出市場；大名鼎鼎的喬治·伊斯曼研制出第一架自動照相機，并給它取名“柯達”；全球大宗郵購與零售業的始祖西爾斯·羅巴克也在這一年創立，直到1992年前，它一直身居全球零售業霸主。花旗集團在這一年誕生，它后來成為全球最大的銀行機構；強生公司也在這一年成立，它一開始制造醫藥診斷產品，后來才生產出暢銷全球的潤膚露、香波和邦迪創可貼。如果再加上卡爾·奔馳在德國發明出世界公認的第一輛汽車，那么，在1886年出現的這些公司名字，竟可以勾勒出其后100年的世界公司成長線。
在中國企業史上，這個偉大的年份便是1984年。日后很多馳騁一時的公司均誕生在這一年，后來，人們將之稱為中國現代公司的元年。
1984年的特殊氣質，在元旦剛過不久就散發了出來。除了出國一直坐鎮北京的鄧小平突然決定到南方看看。此刻的國內，由高密度宣傳步鑫生改革而煽動起來的改革熱情已日益高漲，但是，舉國四望，有哪個地區的改革是過去幾年里最有成效，也最值得大書特書呢？鄧小平把目光放到了預先沒有列入中央規劃、后來也沒有得到中央財政特別扶持，而此刻正飽受爭議之苦的深圳特區身上。
鄧小平一生有過兩次著名的南下，一次是1984年，一次是1992年，它們對中國經濟的風向變動都起到了決定作用，“鄧小平南巡”這個詞匯組合從來沒有在正式的公文中出現過，但是它卻在民間和媒體上被廣為采用，它寄托了人們對鄧公的尊重和期望。
據后來的研究者發現，鄧小平的這次南下事先并沒有明確的目的，也沒有帶著政策宣示的責任，但是它所逼發出來的改革熱情卻出乎所有人的預料。在此前的一年多里，對深圳的各種非議指責正沸沸揚揚，北方一家黨報發表了一篇題為《歷史租界的由來》的長文，影射深圳特區是新的“租界”，其后又有文章提醒，要警惕中國出現新買辦和李鴻章式的人物。很多來深圳參觀的老干部視特區為異端，驚呼“深圳除了五星紅旗還在，社會主義已經看不見了”，“特區姓‘資’不姓‘社’了”。1月24日，鄧小平抵達深圳，特區的黨委書記梁湘指著掛在墻上的深圳地圖，介紹了特區開發建設的情況，稱1983年的工農業總產值比上一年翻了一番，比辦特區前的1979年增長了10倍。備受壓力的梁湘很想得到鄧小平明確的支持態度，便說：“辦特區是您老人家倡議的，是黨中央的決策，深圳人民早就盼望您來看看，好讓您放心，希望得到您的指示和支持�！钡囆∑經]有發表意見。
其后數日，鄧小平馬不停蹄遍走特區，一路上他不講話，不表態，參觀時也很沉默，不露聲色。到蛇口工業區時，袁庚匯報說，他們提出“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作為整個工業區的口號。機靈的袁庚用自問自答的語氣說：“不知道這個口號犯不犯忌？我們冒的風險也不知道是否正確？我們不要求小平同志當場表態，只要求允許我們繼續實踐試驗�！贝搜砸怀觯珗龃笮�。鄧小平在深圳的表現，可謂意味深長，他用行動表明了自己支持的態度，卻又在言辭上留下空白。27日，他離開深圳前往另一個特區珠海，在這里他一反在深圳的沉默態度，寫下“珠海經濟特區好”的題詞，算是給特區經濟下了結論。2月1日，已經回到廣州的鄧小平，在廣東省和深圳領導的再三暗示和懇請下，寫下“深圳的發展和經驗證明，我們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并在最后的落款上，特意把時間寫為“1984年1月26日”，表明還在深圳時已經有這個評價。
鄧小平的南巡舉措，以新聞的方式傳播全國，關于特區的爭論至此告一段落。在他離開廣東后的第二個月，中共中央做出重大決定，宣布“向外國投資者開放14個沿海城市和海南島”。中國的對外開放由點及面，最終形成了沿海全境開放的格局。
1月24日，正在歡快地倒賣玉米的王石騎著自行車途經深圳國貿大廈，突然看到很多警車、警察和聚集的人群，一打聽，原來是鄧小平到大廈頂層俯瞰特區全貌，公安局正在清理現場。他在后來回憶說，“我好像感到干大事情的時候到了�！�
5月，“深圳現代科教儀器展銷中心”成立，這便是萬科的前身，王石當上了經理。根據當時的特區政策，進口特區的國外產品不能銷售到特區外，但不限制特區外客戶在特區內購買的商品運出特區。展銷中心的業務與倒賣玉米沒有大的區別：先收內地需貨企業貨款的25%作為定金，然后向港商訂貨，按同樣比例付款給港商，待貨到深圳后，買方付清余款提貨。買賣的關鍵是，收的是人民幣，支付給港商的是港幣或美元，展銷中心的利潤就來自獲取外幣的能力。要開這樣的展銷中心，首先要有進口許可證，其次要聯系到具有外匯出口創匯份額的單位，也就是說，沒有一定的政府背景和公關能力是開不成這種公司的。
王石日后舉例說明公司是怎么賺錢的：這年秋天，一個叫王春堂的北京人來深圳，宣稱手頭有3 000萬美元的出口外匯留成，換匯比率為1美元兌換人民幣3.7元。所謂“外匯留成”并非現金，而是一種“配額指標”，它應該屬于某個大型國營外貿公司，最終以非�；疑姆绞睫D移到了有官家后臺的“倒爺”手上。當時的市場匯價是1美元兌換4.2元人民幣，王石向王春堂預定了1 000萬美元的“外匯留成”，然后他從中國銀行“順利”貸到2 000萬元人民幣，湊足3 700萬元匯給王春堂。一倒手，展銷中心賺到兌換差價500萬元。
這樣的換匯倒賣看來比倒賣玉米還要痛快，在當時的深圳與北京之間，早已形成了這樣一條資源輸送的地下通道，源源不斷的國家配額和公共利益以各種形式被販賣到南方，它們游離在法律的邊緣地帶，促成了某些個人和公司的暴富。王石的展銷中心在這種游戲中扮演的是終端洗錢的角色，他從北京調來外匯指標，聯系好進貨和出貨的港商與國內企業，通過貨物的進口銷售把匯率差價“清洗”成流通差價。
讓人驚奇的是，盡管這種換匯游戲十分活躍，但是國家法律卻始終視而不見，沒有對此進行必要的界定與規范，甚至在行為性質上都含糊不清，留下極大的斡旋和模糊空間。根據王石的回憶，在1984年前后，全國各地政府掀起一個辦公設施改造的熱浪，大量的進口設備都是從深圳流入的，許多公司在這次進口熱中賺得盆滿缽滿，其中一些貿易公司還租用軍隊貨機空運北京，以運輸交貨速度的優勢形成競爭之勢。1985年初，王石卷入到一起4 000萬美元的調匯案中，此案的業務方式與上述過程絲毫不差，只因利益分配不均，受到中央部門的關注，便成了全國幾大逃匯案之一。由于涉及軍方公司，中紀委和軍紀委分別派出兩個調查組南下調查。根據當時的法律，何謂“逃匯”幾乎沒有條文上的清晰解釋，展銷中心參與的倒匯業務均有正規手續，從銀行匯款到進口批文一應俱全，最后調查組無法確定這種行為是否違法，只好把重點放在這些調匯合同過程中有無行賄受賄行為。按王石日后的回憶，“隨著時間推移，案件淡化了�！�
我們必須說，這時候的王石和他的公司還不是人們日后所熟知的那家房地產公司，它還在悄悄地聚集自己的原始積累，不管它是白色的還是灰色的。
在山東青島，35歲的張瑞敏被派到一家瀕臨倒閉的電器廠當廠長。他是所謂的“老三屆”，中學畢業之后就進入工廠當工人，后來又調進青島市家電公司工作。他當時對管理根本就沒什么認識，在他的印象中，“所有干的事都可能是假的”，“上級假裝給工人發工資，工人假裝工作”。有一年，他還在工廠當工人，全國開始轟轟烈烈地搞一個“推廣華羅庚的優選法”運動，工人那時對“推廣”感到很新鮮，有的也想在實踐中搞一些，但它并不是一個可以立竿見影的東西。由于當時上級要求“必須馬上出成果”，結果貫徹沒幾天就開始統計“成果”了，后來還組成了一個鑼鼓隊到車間里去宣傳有多少多少項成果。當時工人就感到像演戲、開玩笑一樣。
對這種形式主義已經深惡痛絕的張瑞敏，當然不喜歡自己管理的工廠還在這條老路子上繼續走下去。他去的這家“青島日用電器廠”是一個年份久遠的爛攤子，它早年是一個手工業生產合作社，后來過渡成集體性質的合作工廠。在很多年里，它生產過電動機、電葫蘆、民用吹風機、小臺扇等等，最近幾年則開始生產一種名為“白鶴”的洗衣機，由于外觀粗糙，質量低劣，一直打不開銷路，工廠的資產與債務相抵還虧空147萬元。在張瑞敏上任前，一年之內已經換了三個廠長，當時他是家電公司的副經理，如果他再不去，就沒人去了。很多年后，他回憶說，“歡迎我的是53張請調報告，上班8點鐘來，9點鐘就走人，10點鐘時隨便在大院里扔一個手榴彈也炸不死人。到廠里就只有一條爛泥路，下雨必須要用繩子把鞋綁起來，不然就被爛泥拖走了。”
為了整治工廠，張瑞敏上任后就制定了13條規章制度，其中第一條是“不準在車間隨地大小便”。后人讀到這里，大概都會笑到噴飯，但是在當時卻是一件很嚴肅的事情，在很多國營工廠里，隨地大小便是一件不被禁止并司空見慣的行為，張瑞敏的制度貼出半年多后，隨地大便的人沒有了，但是小便的卻還沒能馬上杜絕。其他制度包括“不準遲到早退”、“不準在工作時間喝酒”、“車間內不準吸煙”和“不準哄搶工廠物資”。為了執行最后一條，張瑞敏有一天把車間門窗全都大開著，布置人在周圍觀察有沒有人再來拿東西，沒料到第二天上午就有一人大搖大擺扛走一箱原料，中午張瑞敏就貼出布告開除此人。這件事情后，全廠工人才相信，這回新廠長好像是動真格的了①。
張瑞敏上任后的第一個決策就是，退出洗衣機市場轉而生產電冰箱。他是12月初報到的，當月工廠的牌子就被更換為“青島電冰箱總廠”。他在家電公司當副經理的時候，曾經被派到德國去考察，當地一家冰箱公司利勃海爾（Liebherr）有意愿向中國輸出制造技術和設備合同，張瑞敏抓住這件事不放，向青島市和北京的輕工部再三要求，終于被允許引進利勃海爾的技術，成為輕工部確定的最后一個定點生產廠。轉產和引進技術的決定對這家資不抵債的小工廠的意義將很快呈現出來，它后來一次次更名，最后定名為“海爾”，都可以從這里找到衍變的痕跡。
張瑞敏作為偉大企業家的魅力將在下一年散發出來，某日，有個朋友到張瑞敏那里買臺冰箱，但挑了很多臺都存在著這樣那樣的毛病。朋友走后，張瑞敏把庫房里的400多臺冰箱全部檢查了一遍，結果發現有76臺冰箱都不同程度存在問題。面對這種情況，有人提議把這些冰箱以低價格處理給職工。把殘次品低價格處理是很多生產廠家都采用的“好辦法”，都認為這樣既有益職工又有利企業。但張瑞敏不這么認為。他一聲令下，76臺冰箱被砸成了廢鐵。當時，一臺冰箱的價格是800多元，相當于一個職工兩年的工資，很多職工砸冰箱時都心疼地留下了眼淚。“張瑞敏砸冰箱”成為這家日后中國最大的家電公司的第一個傳奇，它跟幾年前魯冠球把40多萬元的次品當廢品賣掉的故事如出一轍，表明了出現于商品短缺時期的第一代企業家的自我蛻變正是從質量意識的覺醒開始的。
1984年的中關村開始初顯繁榮景象。在上一年，新創刊的《經濟日報》對陳春先進行了連續的報道，他被塑造成一個勇敢的“弄潮兒”，他的實踐證明走出實驗室的科技人員將大有作為。于是，在這種聲音的鼓動下，一批批的科技人員跳進了商品經濟的大海。在此前的一年，科海、京海等公司已經相繼出現，而到第二年，四通、信通和聯想等公司又先后建立。
冬天，柳傳志決定告別每天讀報的清閑如水的生活。他出身書香門第，外祖父當過軍閥孫傳芳的財政部長，父親是共產黨最早的金融家之一。這一年，柳傳志剛好40歲，對于這位外表文雅內心卻十分躁動的上海人來說，他深深知道“四十而立”對一個中國男人意味著什么。少年柳傳志的理想是當一名空軍飛行員，在中學畢業后，他充滿信心地報考空校卻最終落選，這成為他人生中的第一次挫敗。后來，他考進西安一所軍事電子工程學院，讀的學科是雷達。畢業后，他輾轉半個中國，甚至在廣東一個農場種過水稻，在1970年，他被分配到了中國科學院計算所。
計算所是當時最權威的計算機研究專業機構，中國發射的原子彈和人造衛星所需要的計算機均由這個研究所參與研制。在這個擁有1 500名研究人員的科研機構里，柳傳志一直默默無聞，跟他的很多同事相比，他缺少科學家的天賦和沉靜心。他的職務是磁記錄技術工程師，事實上他對此毫無興趣。當年進入該所，完全是為了找到一個機會攜妻牽女回到父母身邊。在這個計算所工作的14年里，他始終對科學研究提不起興趣來，倒是對中國每天正在發生的一切充滿了興趣，他常常和幾個要好的同事躲在一個空房子里討論林彪的墜機事件、“四人幫”的猖獗、毛澤東為什么要選擇華國鋒當接班人等等，跟沉悶的計算機相比，這些政治話題才能讓他滿臉通紅，激動不已。
1984年的中國科學院正處在膨脹和轉型的邊緣，在過去的幾年里，各種名目的研究所層出不窮，已達到123個之多，而所開展的各項研究卻似乎離國際水平越來越遠。計算所舉全所之力，花了八年時間研制的大型計算機“757工程”宣告完成了，并獲得中科院“重大科技成果一等獎”，但是它擁有的每秒千萬次的運算速度與國際水準相比已令人汗顏，而其以軍事為目標的研究思路更是得不到市場的響應。它從誕生的第一天起就成為了“棄兒”�！�757工程”的尷尬命運讓計算所走到了原有發展路徑的盡頭，來自軍事部門的研究計劃停止后，再也沒有任何資金從上面撥下來了，何去何從的問號擺在這家吃慣了行政撥款的清高的科研所面前。于是在這一年，所長，也是中國第一代自己培養的計算機專家曾茂朝帶頭組建了一家信通計算機公司，由另外一位所領導、科技處處長王樹和發起，則成立了新技術發展公司，一直郁郁不得志的柳傳志被選中擔任主管日常經營工作的副經理。在計算所里，他的學術才能從來沒有顯現出來，但是他的管理才干卻得到了同事們的認可，對于經營工作，中國的科技人員從來缺乏自信和熱情，柳傳志卻正好相反。在上任前，中科院副院長周光召找柳傳志談話，問他對公司有什么打算，他信誓旦旦地說：“將來我們要成為一家年產值200萬元的大公司�！�
柳傳志的這間公司誕生在一間20平方米、分成里外間的小平房里，這里原來是計算所的傳達室。很多年后，在中國，它常常與惠普的那個著名的斯坦福車庫一起被相提并論。柳傳志后來回憶說，“它的位置在計算所西大門的東邊，房子是磚頭砌起來的，外面是深灰色的，里面被隔成兩間，水泥地面，石灰墻壁，房子里沒有寫字臺也沒有電腦。外屋有兩個長條凳，沿墻角一字排開，里屋有兩張三屜桌，桌子條凳都不用花錢買，是人家不要的破東西。”全公司有11個人，全數超過了40歲，唯一的技術專家是另一個副經理張祖祥。
當柳傳志下海的時候，中關村已經有40家科技企業，并在北京城里擁有了“電子一條街”的名聲。
在當時的中關村，最出名的是陳春先，而最知名的公司是“兩通兩海”，信通、四通、京海、科海，它們的創辦人無一例外都是中科院的科研人員。在知識分子成堆的中關村，這是一群個性張揚的另類，京海的創建人王洪德是計算所的工程師，在給中科院的報告中，他毅然決然地寫道：“無論什么方式，調走，聘請走，辭職走，開除走，只要能出去，都行�！倍鴦撧k了四通公司的萬潤南，則到處張揚自己是“民辦企業”和“無上級主管”。跟這些創業者相比，那時還寂寂無名的柳傳志則顯得要低調得多，善于借力和妥協的個性讓他比其他的人都要走得遠。從一開始，柳傳志就沒有完全割斷公司與計算所之間的“母子關系”，他不但不想那么做，甚至在很多時候更希望強化這種若即若離的血緣。當時，公司的啟動資金是計算所撥給的20萬元，聯想的資產性質是“國有企業”，王樹和、柳傳志等人的任命都要獲得中國科學院的批準，公司的員工可以在計算所內繼續享有在專業技術職務和工資方面晉級的權利，公司可以無償使用計算所的研究成果，甚至可以使用所內的辦公室、電話及所有資源。在將近十年的時間里，公司從銀行貸款，全部以中科院計算所為“合同的申請借款單位”，又以中科院開發局為“擔保單位”，這自然解決了早期的資金來源問題。在充分享受了國有資源的同時，柳傳志則在財務、人事和經營決策的權力上，享有相當的自主權。這是一種十分混雜的狀態，似乎沒有人想把它理清楚，只有當聯想日后逐漸壯大之后，它的資產歸屬才變得敏感了起來。從本質上來說，這是一個臍帶連著母體的新嬰兒。
在公司創辦的頭幾個月里，柳傳志并沒有顯現出他后來那種運籌帷幄的領導才能，背靠著中國最權威的計算機研究機構，他卻找不到一個可運作的項目，每天他騎著自行車在北京城里像沒頭蒼蠅一樣地亂闖。他先是在計算所的大門旁邊擺攤兜售電子表和旱冰鞋，然后又批發過運動褲衩和電冰箱。如果說三年前陳春先辦起中關村第一家公司時，還心懷打造“中國硅谷”的理想，那么，此時的柳傳志滿腦門在想的卻是如何賺錢養活公司里的十幾號人。有一回，他聽說江西有個女人手上有大批的彩電，只要購進一倒手每臺可以賺上1 000元，便急忙派人匯款過去，誰知道那竟是一個騙局，計算所撥給他的20萬元開辦費，一下子就被騙走了14萬元。跟20多年前報考空校落榜相比，柳傳志這一次的挫敗感更為切膚，要知道那時候，計算所的高級教授月工資不到200元，柳傳志的工資則只有105元。
柳傳志早期的倒爺生涯就這樣黯然地落幕了。公司真正賺到的第一筆“大錢”，來自每天被柳傳志們抱怨和不滿的中國科學院。1985年初，中科院購買了500臺IBM計算機，其中的驗收、維修和培訓業務交給了公司，從而帶來70萬元的服務費。也正是通過這個業務，柳傳志跟剛剛成立的IBM公司中國代表處搭上了線，成為后者在中國的主要代理公司，為IBM做銷售代理成為日后聯想公司最重要的利潤來源，這一淵源可以一直延續到20年后聯想以16億美元收購IBM的PC事業部。
對柳傳志來說，另一個最重要的成果是，他說服了中科院出名的計算機專家倪光南加盟他的公司，擔任總工程師的職務，這是在1985年的春天。倪光南是中國漢字信息處理的開路者，跟熱情外向的柳傳志不同，他性情專注，不修邊幅，擁有科學家的天賦，《聯想為什么》的作者陳惠湘描述說，柳在和人聊天的時候總是海闊天空，而倪則喜歡用技術性很強的難題來考問對方。80年代以來，個人計算機的市場已經日漸蘇醒，IBM的計算機如潮水一樣涌了進來，一臺比286型還要低檔的“PC/XT”機型進入中國的口岸價就達兩萬元，而到中關村一倒手就要四萬元，而這些昂貴的計算機又無法識別漢字和操作中文系統，于是，開發適合中國市場的“漢字系統”便成了當務之急的科研項目。① 當時，國內已經有很多人在從事這一研發，包括后來到深圳搞得風生云起的史玉柱等人，這些“漢字系統”（它又被形象地通稱為“漢卡”）的原理和運作過程大同小異，而倪光南的與眾不同之處是，他發明了“聯想功能”，倪氏漢卡利用中國文字中詞組和同音字的特性，建立起自己的漢字識別體系，與其他漢卡技術相比，它把兩字詞組的重復率降低50%，三字詞組降低98%，四字以上的詞組幾乎沒有重復，這對于計算機的漢字輸入技術來說，無疑是一個劃時代的進步。② 1985年初，倪光南已經完成了這項技術的所有研究，并將之命名為“聯想式漢字系統”。柳傳志也正是聽說了這個消息，才迫不及待地找上了倪光南。在當時，中科院的另一家名聲更大的公司信通也瞄上了倪光南，不過，最終還是被柳傳志捷足先登了。柳說服倪的理由只有一條：“我保證把你的一切研究成果都變成產品�！睂τ谝晃怀錆M濟世情懷的中國科學家來說，這大概是最直指內心的一個誘惑了。
倪光南的加盟徹底改變了公司的航向，他的聯想I型漢卡當年就銷售了300萬元，“聯想”最終還成為了這家公司的新的名稱。需要留存的一個事實是，倪光南的研究成果從實質上來說是屬于中科院的，它被柳傳志以零的價格轉移到了自己的公司中。(待續)
選自《激蕩三十年》 吳曉波著 中信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7年1月第1版 35.00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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