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朱公原名范蠡，春秋時代人，初和越王勾踐做事，后來發現勾踐是個只能共患難不能共享安樂的人，就毅然離開了他，坐船飄行到五湖去了。到了齊國叫陶的地方，他改名為陶朱公，從事耕種和做買賣生意，不久積蓄了許多錢，成為巨富。
范蠡雖是越王的謀臣，但他不搞戰國策士縱橫捭闔的那一套，《史記越王句踐世家》所記他向越王進諫和對答中，講的都是陰陽盈輸天人順逆的道理，十分形而上，儼然是個哲學家。他經商也如從政一樣，胸有成算，看得準，拿得穩，而且提得起，放得下，絕不像守財奴那樣為金錢所困擾。這是因為他文化底氣厚，以謀略家的態度對待金錢和利得，用今
天的話來說，是活得十分瀟灑，干得十分漂亮，看上去舒服。
經商當然是為了賺錢，但高明的大商業家就得有氣派，并不是整個腦袋都鉆在錢眼里。那些專打小算盤，一點小錢都斤斤計較的吝嗇鬼，肯定委頓顢頇，做生意也賺不了大錢，成不了氣候。如《儒林外史》里的人物嚴監生那樣，連點兩根燈草也怕費油，不挑掉一根就死不瞑目的角色，便只能當當土老肥，不是經商興業的料。
《史記》敘范蠡辭掉齊國的相位后，也像告辭越國一樣，立即開路，把在齊國積儲的數十萬資產統統施舍掉，“盡散其財，以分與知友鄉黨”。他主觀上也許并不企望別人報答，但實際效應是結了人緣，肯定會在以后的事業中獲得方便，所以沒多久，范蠡在經商中致資累巨萬(《史記集解》引徐廣：巨萬即萬萬)，成了億萬富翁。
范蠡的一生，先是以一介書生成為越王句踐的謀士，盡智竭力為越王報仇滅了吳國；此后功成身退，在齊國變名致富，佩齊國相印；又立即棄相遷陶，成了億萬富豪陶朱公。正如司馬遷在《史記》中給他的定評：“故范蠡三徙，成名于天下，非茍去而已，所止必成名。”這樣的曲折就夠不平凡了，而他晚年的一件事就更令人動容，更富戲劇性，更令人擊節稱嘆。此事亦載于《史記越王句踐世家》，我常常感到奇怪和憾惜：為什么歷來的作家、戲劇家，都一古腦兒逮住范蠡和西施虛無飄渺的愛情故事做文章，而這樣的動人故事卻輕輕放過！
事情發生在范蠡晚年，他的第二個兒子在楚國殺了人，投入了大牢。他派剛剛成年的小兒子帶了黃金千鎰，到楚國去打點。大兒子有意見了，這分明是看準他沒有出息，便大鬧情緒，要求派他去。范蠡不依，長子憤而要自殺。范蠡夫人勸道：“小的去未必一定能救活老二，先就讓老大鬧得要死要活，倘若真有不測，豈不又添上一口？”范蠡不得已，只好勉強同意。他交給兒子一封致老友莊生的信，嚴肅地叮嚀道：“到楚國后就把黃金千鎰送給莊生，一切都請他去干，千萬不要過問！”
大少爺到了楚國，在城郊一個蓬門小戶找到莊生，遵照父命將信件和黃金送上。莊生吩咐道：“你立刻回去，千萬不能在此停留。即便你兄弟被釋，也不要問所以然。”可是這位大少爺不聽告誡，自作聰明地另走門路，拿錢去賄賂了一個楚國有權勢的貴人，自己留下來聽消息。
這位莊生雖然窮居陋巷，但以學問道德聞名，楚國上下都很尊信他。他并不貪圖范蠡的贈金，準備事成后歸還。這些情況這位范大少爺哪知道！
莊生找到一個合適的機會進見楚王，詭稱天上有星宿出現，將不利于楚國。楚王素來信仰莊生，問其解禳之法。莊生說惟德政可以除之。楚王于是決定大赦囚犯。赦令未頒，收受范大少爺賄賂的那位貴人先已得訊，便告訴大少爺，說令兄得救了，國王馬上要下赦令。大少爺大喜，以為楚王一發赦令，老二就會被釋，何必白白地將千金送給莊生呢？
于是，大少爺又去見莊生，說：“聽人說楚王將發大赦令，那么我兄弟可以被釋放了，故而特來告辭。”莊生情知他的用意是想要回黃金，便將黃金原封不動地讓大少爺拿走。大少爺十分得意，以為救了兄弟，又沒花掉金子，高高興興地攜金而出。
莊生痛恨自己為小兒所玩弄，進見楚王道：“日前大王因星變將行赦令，但我聽國人傳言，說行赦令是為了天下巨富陶朱公的兒子殺人被囚，陶家向大王左右行賄之故。”楚王大怒，決定先殺了陶家兒子再下赦令。于是，大少爺終于哭哭啼啼帶了兄弟的尸體回家。
全家人自然傷心痛哭，范蠡卻很鎮定，說：“我料定他必然要害死他兄弟才回來的。他并非不愛兄弟，只因為從小隨父母漂流，知道財富得之不易，因而舍不得以千金送人。而小兒出生后就在財富中長大，不會珍惜金錢。我前次堅決要派小的去，就是為此。這是事理之所當然，我早就料到這結果的。”
瞧，范蠡是多么洞察人情，料事如神。如此明察事理的哲人，自然處世、從政、經商無往而不操勝券。范蠡真可稱古今一絕。
作者：楊宏 來源：中國總裁培訓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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