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個新的關于企業家與經理人糾纏不清的案例，讓我們再一次領略中國企業生態的鮮活與靈動。
就象一首很流行的歌：就這樣反復糾纏，我無法躲閃………
《我與商業領袖的合作與沖突》是一個很好的案例，其作者李玉琢作為當代中國職業經理人的代表，他的命運沉浮、他的情感變遷都能讓我產生共鳴。
李曾經在四通公司、華為公司等企業工作長達18年，與萬潤南、任正非、段永基等中國重量級的企業領袖合作共事。他曾受命去完成一個又一個開拓性的事業，幾乎每次都能不辱使命，是企業發展公認的有功之臣；但他又始終不能做到與領袖們心心相應，總有不被信任的感覺纏繞心頭，最終不得不選擇離開。這種經歷使得他的心路歷程、他的追求和向往、他的困惑和憂傷，他的成功和失意，相比一般職業經理人而言，更增添了一份普遍性、標本性的意義。
如果不過多的泛用“領袖”一詞，一個經理人不可避免地要和老板打交道，要合作共事，這里面固然有俠肝義膽，有生死兄弟，有酒逢知己，有相得益彰，有配合默契，有亦步亦趨等燃情歲月，但更多的也是社會更為關注的則是他們與老板們的矛盾與沖突。
我應與李玉琢是同一類人，他所有過的沖動與哀傷我也曾有過，我理應與他站在同一戰壕，與他一道聲討老板們的種種不平與不公。但要從這個案例中汲取一點人生智慧，就不能感情用事，我們必須反思：這些矛盾和沖突，究竟是為何？在我們痛快的斥責老板們的種種不是的時候，是否也該作一些自我反思？
在現代化程度還不高的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沒有多少人天生就有做一個純粹的商人的愿望，象比爾蓋次那樣為了一個商業理想而放棄學業的行為在中國絕對是天方夜譚。所以，中國的這一代商人中的大多數要么是因對現實環境不滿而又無力改變后的無奈之舉，要么是根本就沒有別的出路，只能放手一搏。這使得我們作為一個企業人先天性的營養不良。李玉琢在離開中國科學院這樣的國家單位投身民營的四通公司時，表現出長時間的猶豫與彷徨，在與未來的老板見面時還不忘使一點小心機來掩飾自己的慌張，這些無不折射出一個傳統型知識分子的酸態。他為此“失眠”，“內心的兩個我不停的辯論”，折磨他的是“面子”、“架子”、“后路”、“自尊”等性格和心理上的東西。
我不知道他后來的老板萬潤南、任正非及與他熟悉的柳傳志等人離職創業時的心理活動是什么樣的，但我相信絕對不會如他這般優柔寡斷、猶豫不決。一個企業的領導人，沒有毅然絕然的態度是無法感染其它人一同前進的。這或許是李玉琢盡管出類拔萃卻無法企及任、柳等人高度的原因吧。
當然這樣描述李君似顯得我太過刻薄，換一種說法是，這些迫不得已去做經理的人們身上有太多傳統文化的影子，既對現實環境不滿，又對曾擁有的或可能擁有的現實利益充滿向往和留念。即使在新世紀進入企業的年輕一代身上，仍能看到這種影子在他們的心靈上游蕩。
當我們帶著這種心態走進企業時，無論進入的是那一家企業，都必然會干得很出色。“干出名堂來，證明給別人看，也證明自己的存在價值！”這應是包括我在內所有經理人必然的選擇。
同時，我們對是否得到老板的尊重和信任看得非常非常重，對任何不被信任的預感都要做出極其強烈的內心反應。或許并沒有馬上發作，但這種內心的潛伏有著更可怕的后果。我們小心呵護著自己的心靈，害怕受到一絲絲的傷害，我們成為了一個企業人，卻不能從情感上徹底接受企業的生存法則。注意，不是不能一般性的接受，而是不能“徹底”接受。在遇到激烈的矛盾和沖突的時候，我們首先想到的可能不是堅守而是撤離，對企業的生死也就不會真正的關心，而更多的是關心自己的心靈是否受到傷害。
李對辭職后前老板幾次三番的回請非常在乎，認為“很給面子”。說：“干活累死累活，怎么樣都好說，甚至報酬的高低我也不是特別在乎，但是，誰要是對我不信任，甚至拿一些根本沒有的事情來侮辱我，傷害我的名譽，我斷然難以接受�！边@段話非常經典，或許許多職業經理人會有同感，而恰恰是這種心態反映出我們這一代職業經理人職業素養上的差距。我們需要修煉的地方還很多很多。
我以為，撇開“合作”的一面不談，單就“沖突”的一面而論，商業領袖們其實并沒有什么過失，錯的仍是我們的性格、我們心靈的重負。你若認為我這樣說是在替老板們開脫，那我就權且為老板們辯解幾句吧。
首先，作為一職業經理人，我們是為自己在公司的職責干活還是為自己的自尊干活？難道因為老板有某種不信任、同事有某種不理解就放棄自己的職責嗎？是自尊心更重要還是履行好自己的職責更重要？當然侮辱是不能接受的，但這已是另外的問題了。
其次，對信任的敏感超過對報酬的計較，這是不是與現代職業經理人的規范有距離？我反而認為，錢多少是要先計較清楚的，信任的問題可放后一步考慮。公司給我多少報酬，我就要干出相應的事情來，你信任也罷不信任也罷，都要這樣干。
再次，什么叫做信任？信任與薪水是成正比的。老板把你放在一個重要的崗位上，依然讓你在發揮作用，并沒有宣布撤你的職，沒有降你的薪，憑什么因為某一件事或是一句話就咬定不信任？是不是我們太過敏感？即使老板有某種程度上的不信任，我們能不能用自己的努力來恢復這種信任呢？你并沒有做對不起公司的事，即使老板誤會了，傷害了自己，但說清楚了不就消除這種誤會了嗎？不是更能得到信任了嗎？
另次，在委屈面前，我們怎么辦？是進一步融入企業來化解，還是通過保持距離來加劇？一味的委曲求全當然不可取，但如果作為公司的重要成員，作為為老板分憂為員工開路的高層管理者，從公司的整體利益出發受一點委屈又有何妨呢？受一點委屈就要跳起來，能與老板合作好嗎？能真正視企業為生命嗎？
再另次，我們固然有理由要求老板公平公正的對待每一個人，但老板不是神，老板也有犯錯誤的時候，從華為出來的人，說任正非犯了許多錯誤，從聯想出來的人，也會說柳傳志犯過許多錯誤，但這并不影響他們做為一個企業家的杰出。在這個時候，受一點委屈，吃一點虧，其實是在維護公司的利益，更是在盡一個經理人的職責。
一個出色的經理人，一定在人品、敬業和才干方面有過人之處，一定立下過赫赫戰功，但卻沒有善終，以遺憾收場，常令人惋惜不已、感嘆不已、唏噓不已。
在職業經理人功高一時而又需要做出重要的抉擇判斷時，若我們不能遵循生活的規律和職場的規則，過多地看重自己的業績和成就，過多地偏向于張揚自我的天性，我們就很難不繼續成為一幕幕悲劇的主角。
作者：陳偉，橫跨文化與IT業的兩棲人，前十年從事文學評論、文化活動和咨詢策劃；近十年先后擔任三家IT企業（其中兩家是上市公司）的總裁助理、副總經理和市場總監。以達流的筆名出版有《墨子智慧心解》《墨子的人生哲學》《與文化共舞》《永恒的困擾》等書。近期從事墨學研究、高成長企業研究、檔案管理軟件推廣、電子文件中心建設和融資策劃。
來源：價值中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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