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呼喚中國管理哲學，時代需要中國管理哲學。那么，如何研究中國管理哲學呢？這是中國現代社會和市場經濟提出的時代課題。 20 世紀 80 年代以來，中國學術界和企業界都在熱烈地探討這一問題。而要回答這一時代課題，我認為必須解決三個理論問題：一是中國管理哲學的研究對象；二是中國管理哲學的研究范圍；三是如何科學地建構中國管理哲學。實際上，這是三個相互聯系，密不可分的問題。
一、管理哲學的研究對象。
說到底是對管理的本質的理解。從中西方對管理的本質的不同理解可以確定中國管理哲學的對象。
在西方管理學界，管理的本質的最具權威的定義要數法約爾了。他在 1916 年出版的《工業管理與一般管理》一書中指出：“管理，就是實行計劃、組織、指揮、協調和控制。” 由于這一定義的不完全性，他之后的管理學家在其基礎上，采取管理職能疊加的方法，根據時代的需要和實踐的發展，不斷地修正和補充它。如赫伯特。 A ·西蒙認為“管理就是決策”；穆尼認為“管理就是領導”；孔茨認為“協調是管理的本質”；韋里克肯定“管理就是設計并保持一種良好的環境，使人在群體里高效率地完成既定目標的過程”；而小詹姆斯· H·唐納利則肯定“管理就是一個或更多的人來協調他人活動，以便收到個人單獨活動所不能收到的效果而進行的過程。”西方理論界對管理雖有各種界說，但是“管理是通過對組織的資源（包括人、財、物、信息、技術、時間等）進行計劃、組織、領導、協調和控制而快速地達到組織目標過程”的說法，則為多數人所贊同。從這一界定中可以看出，西方管理強調管理手段和管理目標，偏重于從管理程序和職能來界定管理的本質。在他們看來，管理學只是如何管理別人，而忽視如何有效地管好自己，這就勢必會在管理場中造成管理主體的“缺位”。
由于中西方社會政治制度、傳統文化背景和人的價值觀念的差異性，中國人對管理的界定不同于西方。從本質上來看，西方傳統文化是一種崇尚科學主義的“工具理性”文化，是一種注重自我價值和追求法治的“智性”文化。而中國傳統文化則是一種崇尚人文精神、倫理道德和中庸和諧的“價值理性”文化，是一種強調“克己復禮”的“德性”文化。東西方傳統文化的這一差異性，直接決定和影響著東西方人對管理本質的不同理解。所以，中國人根據自己的價值觀念把管理的本質規定是一門大寫的“人學”。諸子百家的管理思想雖不盡相同，但對管理的本質卻有一個共同的認識，即認為管理學是一門“以人為本”的“正己正人之學”（或“修己治人之學”）。這是中國人對中國管理學對象的科學解讀。中國管理哲學的原則、模式和手段都是建立在“人學”基礎之上的。中國管理哲學所謂的“人”，不只是指被物化了的“機器人”或“經濟人”，還是指有道德、有智慧、有理想的“全面人”。強調管理是始于“正己”（或“修己”）而終于“正人”（或“治人”）的過程。“人”是中國管理哲學的出發點，也是它的落腳點。
“以人為本”的“正己正人之學”（或“修己治人之學”）這一命題，不同于西方管理科學，它是從體用相結合的高度來立論的。孔子曰：“政者，正也。” “正”即“正人”，既“正己”又“正人。”所謂“正己”（或“修己”），就是強調管理者必須通過道德修養，提高自己的內在道德素質，樹立自己的良好外在形象，實施成功的“形象管理”。在管理場中，管理者是主體。只有首先管好自己，才能管好他人。“正己”（或“修己”）是“正人”（或“治人”）的前提和基礎。所謂“正人”（或“治人”）是指在“自我管理”的基礎上，如何提高管理水平與管理藝術，實施有效的管理。“正己”（或“修己”）是“體”，“正人”（或“治人”）是“用”，這是中國管理哲學的兩個不可分割的基本要素。從這一意義上，中國管理學既講“道”，又講“藝（技藝）”，是一門真正意義上的管理哲學。
佛學如同儒學一樣，雖不反對法治、人治，甚至無為而治，但它首先要求的是對管理主體的管理。臺灣星云法師在《老二哲學》一書中指出：西方的管理學“都是學著去管事，去管人”，“對于如何‘管理\'自己，’管理\'內心，就很少設立如此的課程了”。他認為“最好的管理，其實是自己內心的管理。心治則身治，身治則一切皆治”，“所以，管理的妙訣，在于將自己的一顆心先管理好，讓自己的心中有時間的觀念，有空間的層次，有數字的統計，有做事的原則。尤其最重要的是，讓自己的心里有別人的存在，有大眾的利益，能夠將自己的心管理得慈悲柔和，將自己的心管理得人我一如，才算修滿‘最高管理學\'的學分”。佛學的管理學，“是合乎自我的管理、自性的管理、自覺的管理、自知的管理。”
老子曰：“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 意謂能戰勝別人者是有力量的人，而只有能首先戰勝自己的缺點、管理好自己的人才是真正的強者。企業家的成功與失敗，決定于自己能否戰勝自己，能否管好自己，只有先管好自己，才有資格去管理好他人。要戰勝自己的錯誤、缺點和不足，就要通過修養使自己具備高尚品格，要求管理主體在人格上要具有“無為”的內在品質。只有內在地具有“無為”品格，才能在經營管理上有效地實施“無為而治”。在這里，“無為”之體與“無為”之用，兩者是完全統一的。
由上可知，包括儒、釋、道在內的中國管理哲學，都強調管理主體首先要管好自己，這是東西方管理學的一個本質性的差別。如果不從中國管理哲學的這一特定的本質出發，而是按照西方的管理觀來剪裁中國管理哲學，就勢必會忽視中國歷來提倡和重視的“正己”的“自我管理”，造成管理主體在管理場中的“缺位”，從而將中國管理哲學變成西方管理學的一種附庸，這是我們應當特別加以注意的。
二、是中國管理哲學的研究范圍
基于上述中國人對管理哲學對象的特殊理解，在中國管理哲學研究的范圍上，我認為主要包括有兩方面：一是研究的主要內容是什么，二是主要的研究資料是什么。
中國管理哲學研究的內容主要有三點：管理主體、管理模式和手段、管理境界。
所謂管理主體，主要是指通過“自我管理”來塑造管理主體的理想人格。儒家的智、仁、勇“三達德”的君子人格，道家的“上善若水”的真人人格，兵家的“為將五德（智、信、仁、勇、嚴）”的崇高人格等，皆屬于這一范圍。
所謂管理模式和手段，從管理哲學上看，諸子百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四家，即道家（包括黃老學派）、儒家、兵家和法家。中國管理哲學雖然強調“正己”（或“修己”）的“自我管理”，但是從來也不忽視對“正人”（或“治人”）管理模式和手段的探討。在管理模式和手段上，西方人偏重于制度化、規范化、標準化的剛性管理。而中國人則除了法家的“法、術、勢”三結合的剛性管理外，還有比西方更加豐富多彩的管理內涵。
中國管理哲學有兩種基本模式和多種管理手段：
一是“有為而治”的模式；
二是“無為而治”的模式。
在“有為而治”模式中，由于對“有為”內涵的不同解讀，又可分為三種主要管理手段：
一是以孔子、孟子為代表的儒家學派，主張“為政以德”的柔性管理；二是以韓非為代表的法家學派，主張“循法而治”的剛性管理；三是以孫武為代表的兵家學派，主張“以智治軍”的智慧性管理。
在“無為而治”模式中，由于對“無為”的不同詮釋，又可分為四種不同管理手段：一是以老子、莊子為代表的道家式的“道法自然”的無為而治；二是以孔子、孟子為代表的儒家式的“尚賢推德”的無為而治；三是以韓非為代表的法家式的“君人南面之術”的無為而治；四是以《淮南子》作者為代表的黃老式的“因循為用”的無為而治。
所謂管理境界，主要是指管理主體通過不同的管理手段所追求的最高理想狀態。如孔子在《論語。為政》篇中指出：“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同‘拱\'，環繞）之”。這是說，管理者只要實施以德治國，他就會像北極星那樣，自己安居在其位置上，而眾星就會環繞著它，形成強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這是儒家所追求的管理境界。《老子》十七章云：“太上，下知有之”，即以道治國，從不干涉、迫害民眾，使他們過著愉快、幸福的生活，而民眾只是感到君主的存在而無愛惡恩怨于君主。這是道家追求的最高管理境界。孫子通過“視卒如嬰兒”、“視卒如愛子”的仁德，做到“上下同欲者勝”，這是兵家所追求的理想的管理境界。
從資料層面看，中國管理哲學研究的范圍，主要分為理論層面和實踐層面，外延極為廣泛。
從理論層面看，不僅中國歷代政治家和思想家為我們留下了極為豐富的治國之道和管理思想，諸如先秦的“九流十家”及歷代著名哲學家、思想家的管理著作（特別是先秦道家、儒家、墨家、兵家和法家等），而且中國歷代文人學者作品中也蘊涵有豐富的管理思想，諸如唐代韓愈的《雜說》、柳宗元的《種樹郭橐駝傳》、宋代范祖禹的《帝學》、明代張居正的《帝鑒》、洪應明的《菜根譚》等。不但在中國歷代史書（如二十四史，特別前四史）和兵書（特別是孫武的《孫子兵法》）中有精湛的管理思想，而且在中國古典小說（特別是《水滸傳》、《西游記》、《三國演義》和《紅樓夢》）和明清筆記中，也有不少管理智慧和用人之道，如《紅樓夢》中的“王熙鳳協理寧國府”等。
從實踐層面看，不僅中國歷代的儒商（如先秦的范蠡、子貢和白圭）、明清的十大商幫（特別是徽商和晉商）、近百年成功的老字號（如北京的同仁堂）和 20 世紀海外成功的華人企業家（如臺灣的王永慶、香港的李嘉誠、霍英東等），都有其成功的管理之道，而且從 1949 年以來中國大陸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如北京的“聯想”、山東的“海爾”、內蒙的“蒙牛”、大連的“萬達”、四川的“恩威”等），也有其成功的喜悅和失敗的教訓，都值得我們從理論上加以認真總結。
在構建中國管理哲學的過程中，中國人必須在管理實踐的基礎上，把東方與西方、“有為”與“無為”、“柔性”與“剛性”有機地結合起來，才能構建起具有中國特色的管理哲學思想體系。如果只是簡單地按照西方管理模式來構建中國管理哲學，那就勢必會將中國豐富多彩的管理模式和手段加以“窄化”，將它變成蒼白乏味的教條，這也是應當引以為戒的。
三、是如何科學地建構中國管理哲學
三研究中國管理哲學，除了正確地認識和把握中國管理哲學的對象和范圍外，還必須有一個正確的研究方法。
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要研究中國管理哲學，就必須虛心地學習西方的科學管理，但是決不能走“全盤西化”的道路。如有的人按照西方管理學的框架，塞進中國的哲學名句和管理案例，就把它錯誤地說成是中國管理哲學。以西方管理模式來研究中國管理哲學，多次實踐證明是行不通的。在研究方法上，只能走“綜合創新”之路。所謂“綜合創新”之路，即是“以我為主，會通中西，熔鑄古今，自成一家”。“以我為主”，就是從中國現代的國情、民情出發，盡快地研究適合于中國現代國情、民情的中國管理哲學思想體系，這是研究中國管理哲學的出發點和落腳點：“熔鑄古今”，就是必須拋棄民族文化虛無主義，善于從中國傳統文化中吸取豐富的文化管理資源：“會通中西”，就是必須善于從西方管理學中吸取適于中國社會實際的文化營養，力戒盲目的排外主義。只有在中國社會實踐基礎上，將人類所創造的一切優秀的文化管理資源有機地結合起來，經過一代或幾代人的共同努力，才能逐步地研究起“自成一家”的中國管理哲學思想體系。
在研究方法上，除了走“綜合創新”之路外，還必須學會正確運用“經典現代詮釋法”。所謂“經典現代詮釋法”，就是研究中國管理哲學，應站在時代精神的高度，從推動中國社會和市場經濟發展出發，帶著現代社會和市場經濟所引發的“問題意識”，去發掘、辨別中國古代管理哲學中何者是精華、何者是糟粕。中國當代社會實踐，既是檢驗中國古代管理哲學的精華與糟粕的客觀標準，又是推動中國現代管理哲學向前發展的真正動力。中國管理哲學的歷史命運，主要是根據它滿足于現代社會需要程度如何而定。我們必須直面市場經濟的呼喚和現代社會的挑戰，從中國古代管理哲學中探尋富有現代基因的文化資源，努力尋找中國古代管理哲學與現代市場經濟的結合點和生長點，把哲學原典與現代社會有機地結合起來。但是這種結合絕非是簡單地從中國古代哲學文獻中尋章摘句，而是以自己多年的人生閱歷去解讀圣賢之書，同中國古代哲人進行心靈對話，結合市場經濟和社會需要，加以現代詮釋，并賦予新的時代精神，以研究中國管理哲學思想體系，使現代人從中得到智慧和啟示，使之成為完善市場經濟和推動社會前進的精神動力。
在普通人的眼里，哲學是一門“玄學”，令人生畏。其實，哲學就在日常生活之中。在研究中國管理哲學中，我們必須讓哲學從少數人的神圣殿堂走向實踐，貼近民眾，貼近生活，努力做到“深入淺出”。根據這一指導思想，在文字表達上，力求通俗易懂，既有生動的歷史故事，也有典型的中國案例。
作者：葛榮晉 來源：博客中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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