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中國企業熱衷于做“大”,卻無法基于核心競爭力做“長”?
當我們習慣了太多曇花一現的明星公司之后,我們異常渴望中國能夠出現一批能夠持續增長的公司。但我們也很清楚,如果我們的企業做大做強不是建立在核心競爭力的基礎上,那么,持續的夢想終就是個夢想而已。
為什么中國相當多的明星公司都缺少核心競爭力?首先我們先明確一下什么是核心競爭力。核心競爭能力是兩種因素的組合:一種是企業家對于客戶價值的預見力或判斷力,第二種是一種制度化組織化的企業能力。兩者的有機組合構成了完整的核心競爭力,用一句話來概括,核心競爭力就是企業集體學習能力。
如果從這種定義出發,就會發現到目前為止,中國大部分企業的成功,大都是企業家精神的成功,特別是在改革的早期,很多人真的是不留神或往某些特定的方面“留神”,一下就成功了。
但這一切并不是企業擁有核心競爭力的勝利,而是企業家創新的勝利。明確這一點對于大多數成功的企業十分重要,因為這可以幫助完成了第一次創業的企業家懂得,他過去的成功可能對企業持續的增長,也就是我們說的第二次創業并沒有什么必然的幫助,相反可能還會成為阻礙。
道理很簡單,企業家的創新精神與企業的“組織與制度能力”,也就是所謂企業家能力與企業能力并不在一個層面上,前者是對機會與變化的把握,而后者是集體化的力量,只有這兩者的有機融合才能形成企業核心競爭力。
但實際上這兩者的融合并不是自然形成的。所以,象柳傳志當年不做漢卡做“科工貿”,象張瑞敏上世紀90年代做“海爾工業園”,現在看來無疑都是聯想或海爾能走到今天關鍵的一步,但這些對公司的生存起過重大作用的舉措,對聯想或海爾的持續發展來說,可能并沒有什么特別的“帶有規律含義”的意義,也不必然形成它們的核心競爭力。
換句話說,光是企業家精神的成功,獲得的是企業的比較競爭優勢,即由于你的創新或抓住了某些獨特機會或資源,會使你比別人強,但并不會必然地使你擁有持續競爭優勢。持續競爭優勢唯一的來源是擁有核心競爭力,因為核心競爭力是一種基于創造獨特價值的組織學習能力,不斷的學習能力就能夠為客戶價值提供不斷的動力源泉,同時不再信賴某個人而是信賴企業制度性組織性的能力,這是“獨特的能力”之所以能夠支撐企業持續的原因。
這里非常重要的不同在于,比較競爭優勢是一種基于產品或服務的優勢,是一種外在的能力,而核心競爭力是一種內在的能力,是基于“組織(人)”的運作能力,因此凡是基于資源,設備獲得的優勢,凡是基于權力獲得的關系或整合,都不能作為核心競爭能力。
核心競爭力這一概念在中國的混亂,除了特殊的原因,比如某些企業家急于說明自己的成就不是靠“斜門歪道”獲得的,而是有“核心競爭能力”的等等。根本原因還在于一個非常重要而又被忽視了的問題,這就是我們目前大部分企業的增長或發展,是更多的靠外在力量,而不是靠組織性的精耕細作完成的。
懂得這點區別對那些熱衷于從銷售額上做500強的中國企業會是一個重要的提醒,因為他們正在熱衷于做基于外在資源或規模的“大”,而不是在做基于內在核心競爭能力的“長”。這是一條真正充滿危險的道路,因為如果你基于百年老店去做500強,那么成功是遲早的事,可如果你是為了500強的目標去做百年老店,那多半做不成。所以我常常覺得那些受著500強指標煎熬企業家身上,都有著某種程度悲劇色彩,英雄身上的悲劇很有價值,但畢竟是悲劇。
為什么從胡雪巖、曾國藩那里學不到核心競爭力
中國相當一批明星企業家熱衷于學習胡雪巖、曾國藩,在業界已經不是什么秘密。為什么他們會熱衷于學習這些“權謀高手”,我覺得其中很大的原因就在于,中國人在骨子里或多或少仍然仍然受著傳統文化的影響,所以,學習這些“權謀高手”高手就能幫助他們“有效”的解決問題。
但可能令他們想不到的是,這種做法的“有效”性卻只是一種短期高效,長期就會無效甚至有害。在這里我們可以簡單地舉幾個例子。
第一、胡雪巖、曾國藩“經典”做法背后的“人治文化”
大家都知道中國是一個農業為主的國家,或者說,傳統文化基本是一個建立在人身依附關系上的“人治”文化。
“人治文化”最明顯的一個做法就是用能人,而用能人就特別講究“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可我們都知道現代企業管理講究的是用人要疑,講究的是“制度第一,能人第二”。我曾經聽到一個老總跟我講過一個故事,他說他對下面的一個人非常看重,在各種事情的處理上,他們都配合的特別好。但是那個下屬總是說他不信任自己。為什么呢?最后這個下屬說了:“你看看我跟了你差不多十年了,你從來沒讓我去過你家,從來沒讓我為你家做過什么。”
就是說只有我去了你們家,我為你自己做了什么事情,你才是真正的不懷疑我。由此我們可以看到,在那些學習胡雪巖、曾國藩“權謀”的企業家那里,他們恰恰就是如何通過這種私人關系的建立,來構筑以他為中心的能人依附體系。
這種依附體系本質上是對個人忠誠而不是對事或公司忠誠,大家可以想像得出,建立在這種忠誠關系上的企業做得愈大,是不是就愈危險?
第二、胡雪巖、曾國藩“經典”做法背后的“清談文化”
中國傳統文化由于本質上是一種農業文化,這種文化對什么東西的描述提倡的是含糊的“悟道”而不是清楚的量化。比如“一生二,二生三”,到三就要“生萬象”。數到九的時候就“九九歸一”。我們對于數的概念就是:要么到三,要么到九,后面就沒了,三和九都可以代表無窮多。
所以,我們發現那些學習胡雪巖、曾國藩的企業家,也非常提倡悟道,提倡所謂的大道無術。他自己說什么不喜歡一是一,二是二地說清楚,而是希望下屬去悟,這樣的好處是,第一可以使下屬永遠在捉摸他在想什么,每個下屬都從只言片語中以為自己深得真傳,從而,使他永遠可以坐在中間來平衡下屬的權力斗爭。第二,他永遠都是正確的,你做對了,那是你對他的精神“悟”的對,做錯了,那是你對你的精神“悟”錯了。
在這種體系下的員工最終只會像傳統中醫那樣只有有兩種結果,要么一事無成是一個很平庸的江湖醫生,要么就大徹大悟成為一代名醫,中間沒有過渡階段。這種體系與類似西醫的現代企業管理體系是相反的,西醫是可以學習的,從一般的醫生到最高水平的醫生,有很多級的,每級都是可以通過學習實現更最高級。。
為什么幾乎每一個大的民營企業,都培養出了無數的“小老板”?原因就在于那些真正“悟”出了道的下屬,就會自立門戶,然后他們大了,又培養出無數的能人出來成立小公司與自己競爭,周而復始。而我們發現真正在跨國公司做到高層的,如果離開也會是到另外的大公司做高層,很少自己出來做公司,道理與國內的“悟道”的高層相反,他們除了大公司那種正規化的打法之外,小公司“全能型”的打法大都不會。
第三、胡雪巖、曾國藩“經典”做法背后的“面子文化”
中國人講究以“情理服人”,情在前,理在后。一件事情發生后先從感情的角度去理解,先要講面子,然后再來講這個道理怎么樣。這種觀念與現代企業觀念是相沖突的。現代企業觀念是:理在前,情在后。我們先把這個事情的道理講清楚,至于感情我們放到第二步去談。
這種面子文化最大的惡果就是熟人文化導致的“制度變形”。什么叫“制度變形”呢?舉個例子,我們往往在處理一個問題的時候是兩套做法:碰到一個陌生人的時候,講規則,講利益。等到大家熟了,就講哥們義氣。
所以,我們經常可以看到很多以胡雪巖、曾國藩為榜樣的企業家,常用的手法就是兩套邏輯:對手下的能人或親信是一套,以此換取他們的忠誠,而對員工是另一套,大講制度或規則。結果大量的制度因為人不同而不同,久而久之,下屬也會發現與其遵守制度,不如投靠某某,在企業形成或明或暗的幫派體系。
為什么執行也是一種戰略:核心競爭力是以原則為中心的集體學習能力
為什么執行是戰略?我覺得中國大部分企業家一定很奇怪,執行是針對戰略而言的,戰略是老板的事,而執行是下屬的事,怎么可能執行是一種戰略呢?
戰略是什么?如果要用一句話把“戰略“講清楚,我覺得戰略就是”道理“。“道”是選擇,每種人都可以走不同的道,而“理”是規律,是只能發現而不能創造的鐵律。當我們說戰略就是對未來的一種判斷與選擇,實際上只說對了一半,另一半是,這種選擇必須遵循基本的“規律“
就此而論,我覺得到目前為止中國絕大多數企業的成功,都不是戰略意義上的成功。也就是說,如果一個企業的業績不是建立在公平競爭,平等交易這樣一個基本的市場規律基礎上,那么,無論它賺了多少錢,無論它規模有多大,都不是戰略意義上的成功。
在公平競爭,平等交易這樣一個市場規律面前,目前活躍在中國經濟舞臺上的名企業,有幾個是真正靠“看不見的手“而壯大起來的?我形象地稱這批企業家為”市場政治家“,他們既是經營市場的好手,同時也是經營政府關系是行家。
也許有人會說,人不能脫離環境存在,在特殊的中國國情下,這些企業家不做市場政治家如何能夠成功?不錯,成功是一回事,但能夠稱得上戰略意義上的成功,那是另一回事。否則不就是“成者為王敗者為寇”嗎,那有什么“真理“?
所以,與一些熱衷于學習胡雪巖、曾國藩的明星企業家不同,我覺得執行不僅僅是簡單的照本宣科,有效的執行,顯然是那些按照事物發展規律處理問題的執行。有效的執行者顯然需要去思考執行背后的原則和依據是什么。同樣,我們知道,全世界最優秀的執行人員是軍隊,但我們同時也知道,真正偉大的軍隊是那些有信仰,為原則而戰的軍隊,對于這些為信仰原則而戰的士兵,他們的執行就不再是一種戰術而就是戰略本身。
從這一點出發,我們就懂得,要在企業里面真正建立一支有執行力的隊伍,就必須把執行上升到戰略層面。而要把執行上升到戰略層面,你就必須構筑一種偉大的價值觀或原則。
靠價值觀或原則來管理員工,而不是簡單地靠你的權力,靠你的謀略,靠你的感情,靠你的血緣關系來管理員工,這種做法背后的實質,不就是在培養一種集體學習能力嗎?所以,當我們說核心競爭力是企業持續競爭優勢的唯一來源的時候,不過是在說,做企業與做人一樣,支撐企業真正持續的力量,不過就是那些不證自明的價值公理與原則。
作者:姜汝祥 來源:中國管理傳播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