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的2007年，因公司敗德行為而落馬的中國企業高管不下十名，從謝國勝因涉嫌合同詐騙到上海電氣集團接二連三地發生高管受審事件；從中泰房地產置業有限公司董事長李義超因涉嫌偷稅到河南首富孫樹華騙貸，潮起潮落。面對前車之鑒要求企業高管善始善終無疑是正確的，但是提供有效的制度保證似乎更為重要。如果把公司運營比作當前利益與長遠利益，本位利益與環境利益、這一部分與另一部分主體利益的“蹺蹺板”，那么公司治理就應當在動態中守護“中庸”，守護企業形象與職業誠性。從這個意義上講，公司治理的使命就是促使公司作為一個健全的機體向傳統儒家中庸精神回歸，通過“內圣”境界的實現，趨于和保持“外王”市場的目標，從而為基業常青奠定堅實的基礎。
回歸中庸
企業組織作為一個健全的機體，擬制的人格也應當是健全的。但是兩權分離之后，管理權強勢的形成對所有權產生了異化，公司敗德行為的加劇也說明企業的擬制人格出現了分裂。公司治理作為現代企業制度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為了彌合這種分裂，通過中庸恢復失去的平衡便成為一種重要的選項。
治理這個理念在我國很早就出現了，有關學者把孔子構建的儒家管理思想體系稱為治理思想體系，可以把《中庸》看作討論治理的專著。《中庸》第20章指出：中庸就是讓人們“知所以修身”；因為“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當然，《中庸》所說的治理與今天的公司治理是有區別的。儒家的治理對象是個人、家庭與國家（天下）；公司治理的對象當然是指企業。前者的治理與管理是一回事，治理就是管理，管理就是治理；后者的治理與管理有著比較清晰的界線，治理就是治理，管理就是管理，表現為企業內部分工與職責的不同，各司其職。如果把治理與管理的界線放大來看，主張中庸學術精神的學者，與致力于現實利益的管理者有著不同的天賦和環境，如果各自使用自己的語言說事，就很難溝通。然而，物極必反，當管理者居于強勢地位，極力把治理視為另類，使得治理隨著所有權的退隱而逐漸缺失時，治理就要回歸自身。《中庸》把治理與管理當作一回事體現的就是自己對自己進行管理的精神；公司治理的回歸自身就是恢復企業的自我約束機能，因而可以是對中庸精神的回歸。
企業具有擬制的人格，如果說管理是外顯的“我”，那么治理就是內省的“我”。企業要在市場上生存和發展，要有外顯的形象，同時也離不開內省的力量，“道并行而不相悖”。當然，治理的內省不能代替管理的外顯，公司治理必須具有自己質的規定性，否則就沒有自己獨立存在的意義。這種質的規定性就是對中庸狀態的維系。如果把企業各種利益關系的運動比做“蹺蹺板”式的此起彼伏，那么治理的任務就是努力保持它們之間動態中的平衡。因此，企業健全的機體要想找回在兩權分離中丟失的自己的另一半，恢復治理的功能，必須找回自己另一半的靈魂——中庸精神：使管理者成為具有理想人格，達到至善、至仁、至誠、至道、至德、至圣、合外內之道的理想人物，使企業進入“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的“太平和合”境界，否則外顯的工夫就可能出問題。
當我們帶著治理管理分工合作的任務，重新審視《中庸》時，就可以發現其中蘊涵著豐富的寶藏，從中找到很多有用的方法。比如《中庸》倡導的“執兩用中”，將它用在治理方面，有利于正確處理相關主體之間的利益沖突：當一方損害另一方利益的傾向應當受到抑制和制止，受損害一方的利益應該得到援助和補償。顯然，“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中庸》第6章），持中致和，“允執其中”是由變易達到和諧的通路。再如，《中庸》提出了治理的九條原則，“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群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中庸》第20章）如果我們剔除其封建色彩，用新型的相關主體的名稱取而代之，這些原則都是不能忽視的。如果說要求管理者在開拓進取時面面俱到可能束縛住他的手腳，那么在治理時就不能不統籌兼顧。《中庸》曾經被推崇為“實學”，被視為可供人們終身受用的經典，強調的是其實踐意義，這至少在公司治理的范疇內并非虛言。
守護誠性
中庸思想曾經被作為迂腐保守等封建糟粕的代名詞遭到批判，把公司治理視為回歸中庸并不是開歷史的倒車，不過這需要對中庸的概念給予新的解釋。企業是贏利性組織，基本的職能是創造價值，這一點不必用中庸加以掩飾。但是當兩權分離，在管理中普遍存在著委托——代理關系的情況下，要求代理人、執行者堅持中庸——忠實于企業的相關利益主體則十分必要。回歸誠性的傳統美德，是完全應該沒有任何借口的。
《中庸》認為：“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然而“不偏”的是什么？“不易”的又是什么呢？答案是誠性。《中庸》第一章開篇便指出：“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這句話具有統領全篇的作用，儒家對中庸的論述就是圍繞這個命題展開的。“性”即“誠”。《中庸》第十九章指出：“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性”講的是誠性，誠性當然離不開誠信，同時具有忠誠的意思，是人應當具有的本性。《中庸》第三十二章指出：“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中庸》的前半部分強調中庸的重要性及其方法論意義，是為下半部分做鋪墊的：后半部分則直接論述培養誠性的具體途徑等問題。《中庸》把誠性作為治國平天下的基本法則，對它的論述占全書的三分之一以上。當我們從誠性出發來理解“中庸之道”時，就能更深刻地領會儒家把它作為最高道德標準的良苦用心。公司治理回歸中庸就是對市場經濟趨利性的一種校正，守護誠性。
在企業內部，守護誠性是出于對相關主體的一種善良假設，“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將誠信以契約等形式固定下來，人們各司其職，即循名責實。所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就是如今所說的總裁像個總裁，經理像個經理，船長像個船長，工程師像個工程師，各自的行為與自己在組織中的角色、職務相稱，其“實”與其“名”相符，這才能顯示出誠性。“安分守己”不是消極的，正是為了更加地積極應對變革。實際上，正是因為在變革中有各種做派技巧的存在，誠性作為中庸的本質才顯得尤為可貴，堅持下來更為不易。《中庸》第八章以孔子的學生顏回為例說明了“吾道一以貫之”的重要性，告誡人們“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庸的“守拙”，即對誠性的守恒。“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儒家并非不講方法技巧，只是認為只要從誠性出發，妙得中庸之道，就可以進入運用自如的境界：“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圣人也。”由此可見，中庸所講“不易”，不是不講變易，而是要把誠性作為變化中的不變性。堅持誠性是為了更好的變易，否則講誠性就沒有實際意義。反過來說，公司治理守護誠性正是天職所在，這才是在變化中“不易”的價值所在。
企業的每一次變革，都面臨著內部不同主體之間利益關系的調整，也面臨著當事者個人利益與整體利益兼顧的考驗；不同的利益主體為了促使企業朝著更有利于自己的方向發展，都會極力推薦或者力主自認為合適的決策方案；在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情況下，公司治理就需要出于公心，防止微觀利益的“蹺蹺板”失衡，促使具有隨機處置權的人員站穩立場，綜合考慮其他相關利益主體的心理承受能力，及時做出更為客觀的決斷。各種具有零和關系的利益角逐猶如一個個“蹺蹺板”，公司治理守護誠性就是努力使它們在動態中保持一定程度的平衡。比如當擴張的速度與成長的穩定性成為“蹺蹺板”的兩端時，不能只顧得“擴張速度”這一端而忽略“成長穩定性”的另一端。企業實施變革時存在著的諸多不確定因素，依靠誠性正有助于消除不確定因素的消極影響，保證在變法圖強中沿著有利于企業健康成長的方向發展。公司治理還應當在企業在處理眼前利益與長遠利益、局部利益與整體利益、經濟效益與環境效益等重大關系中守護誠性。
追求“內圣”
應當承認，公司治理不能直接創造效益；但是在企業效益持續穩健地增長中，公司治理不可或缺。與管理相比較，公司治理對企業效益的貢獻方式也是特殊的。如果說管理對企業效益的貢獻方式是“外王”，那么治理對企業效益的貢獻方式就是促使“內圣”境界的實現。毫無疑問，公司治理對“內圣”境界的營造，有利于增強企業的凝聚力，形成和保持核心競爭力。根據《中庸》里體現的治理智慧，強調以下幾點是必要的：
首先，公司治理必須通過制度建設守護中庸。孔子認為，用道德倫理和禮制來規范人們的行為，“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就有利于治理。《中庸》第六章指出：“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為舜乎！”這里所謂“用其中于民”，指的就是通過成文的制度要求人們遵照執行，是一種成本較低的守護誠性的方法。因為怎樣才算“執其兩端”而達到中和，是比較復雜的問題，通過制度建設，提供可供操作的標準，就有利于執行。構建組織治理體制和制度，對于營造敬業氛圍，克服各種敗德行為具有基礎性的作用，但是各項制度的制定要簡便易行，不能繁瑣。“易則易行，易行則有功”。應當允許和引導員工對誠性進行更為本質的思考，在制定和完善規章制度的過程中認真聽取員工新的具有創造性的意見。如果把規章制度制定出來了就強行實施，那也達不到應有的效果，應當進行經常性地甚至是艱苦地教育。《中庸》第二十一章指出：“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那意思是說，由真誠而自然明白道理，這叫做天性；由明白道理后做到真誠，這就是教育的作用。
其次，公司治理必須形成一種守護中庸的平抑機制。人們都承認誠性的重要性，《中庸》說：“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中庸》第七章）有的人連一個月都堅持不下來。因此公司治理必須要有一個經常性的機制檢查落實，及時平抑。古代“庸”字有用的意思，中庸就是要中用，有了經常性的機制守護誠性才中用。一方面要因人而異，“《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中庸》第十三章）那意思是說，握著斧柄砍削斧柄應該不會有什么差異，但如果你注意觀察，還是會發現差異很大。所以君子總要根據不同人的情況采取不同的辦法進行治理；另一方面要因時而異，注意“時中”權變。孔子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時”變了，執行就要有權變，以求其和。公司治理并不反對抓住機遇，反對的是在“投機”時丟掉了誠性。“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中庸》第十章）即使某一時刻某一領域的競爭還不夠規范，自己也要站穩立場，以立于不敗之地。平抑機制的有效運行是與信息的及時把握是分不開的，“至誠之道，可以前知……見乎起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中庸》第二十四章）與時俱進，就能“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中庸》第二十三章）
再次，公司治理在守護中庸時必須掌握一定的尺度，以更好地發揮相關利益主體的積極性。公司治理并不是與管理者過不去，而是要幫助管理者由“能人”向“賢者”轉化，進而向“圣人”的境界攀登，更好地發揮人格的魅力。中庸作為孔子提倡、子思闡發的提高人的基本道德素質達到太平和合的理論與方法，并非一概排斥利益驅動，有所平抑是為了調動更多人的積極性，“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于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中庸》第十四章）通過對規章制度的實施，使大家在各自的崗位上都能發揮自己的作用，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中庸》第十七章）企業通過公司治理守護誠性達到了和合的境界，不僅要求各人獨善其身，而且要通過產品和服務體現出來：“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大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中庸》第二十二章）通過產品和服務不斷為社會和諧做出新的貢獻，企業也就可以基業常青，“與天地參”。
作者：張華強 郵箱：zhanghuaqiang54@yahoo.com.cn
來源：中國管理傳播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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