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貨膨脹和個人所得稅的超征點把誠實的納稅人的可支配的收入擠壓得超來越少。個稅的超征點又一次受到了人們的關注，個稅的起征點如果真的應當再提高，那么，需要提高到什么標準才算合理？對此，有網友建言，個稅起征點應該提高到5000元以上才比較合適，“專家”們建議要與人們的生活費用掛鉤，更主要的是跟CPI掛鉤。所以，盡管有專家認為當前是個人所得稅減稅好時機，但怎樣減稅才更公平公正、更人性化，“專家”們也有些含糊其辭，而做為財稅政策的制定者的財政部、稅務總局的專家型官員們卻保持著沉默。
從2006年1月1日起，我國的個人所得稅起征點由800元上調到了1600元。今年3月1日起，個稅起征點又從每月1600元上調至每月2000元。中央政府連續兩年提高個稅起征點，然而新的標準實施不到半年，減稅的呼聲又起。個人所得稅起征點問題一直為民眾所關注，因為民眾有著切膚之痛，隨著通貨膨脹和物價的上漲，今年3月1日起提高到2000元的個稅起征點，現在看來仍然太低。當前納稅人的工資收入仍然是各自為戰，沒有統一標準，各種商品競相漲價，個人所得稅起征點調解問題重新進入人們視野。但是沒有結論的討論只能帶來更大的混亂，為什么意見不能統一？筆者認為，民眾對現狀和科學知識都有錯覺，專家們的科學知識不能和中國的現狀相結合，無法形成解決中國社會問題的科學技術。而且很顯然，并不存在這樣的一把有型的鑰匙，只要找到它就能打開中國人通向定富裕、公平、平等的大門。中國人需要的是一個可以解決社會問題的“裝置”，這個“裝置”本身需要全民的參與與全民的共識，它才有合法性，它才有權威，結果才能被人民所接受。因為現在并沒有這樣的裝置，所以人們只能在錯覺中繼續混亂。
錯覺一：個人所得稅稅款的增長說明了中國人過上了富裕生活了嗎？
個稅的起征點之所以能一調再調，當然是因為存在上調空間和上調的需要。今年上半年，我國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在扣除物價因素后同比增長6.3%，遠遠低于去年同期的14.2%，人均消費在扣除物價因素后同比增長5.7%，也低于通脹7.9%的CPI水平。盡管如此，今年上半年，我國個人所得稅還是完成了2135億元，同比增長27.3%，明顯高于上半年GDP10.4%的增速。個人所得稅取得的優異的成績完全是稅務局官員交上的“滿意答卷”，并不意味著中國人過上了富裕的生活，同時，中國的消費開支過低，無法成為推動經濟增長的強勁動力。中國上世紀80年代的消費開支僅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50%，而現在這個比例更是低得驚人，只有37%。不發達國家通常會將60%的GDP用于個人消費開支。問題不在于中國民眾不想花錢，不愿意花錢，而是缺錢：家庭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例一直在縮水，他們很多人已經連低劣食品也消費不起了，淪為了有毒食品的消費者，也是他們供養著生產商、廣告商、立法者、執法者，唯獨沒有受害者。每年多達1,000萬的勞動力從農村涌入城市，從而限制了工資水平的增長，而受到抑制的利率則令消費者的存款收益幾近于零。據世界銀行(World Bank)統計，1980年，大多數中國居民每天的生活費不足2美元，而到2015年時，將只有13%的人口會是這種狀況，而現在來看這只是一種善意的推測。問題不在于消費開支的絕對值增長不夠快，而是一種曾造就了“巨大成功”的發展策略被用到了不可持續的有害極極的模式。由于消費開支增長速度不及GDP增速，中國的市場經濟那一部分必須找到其他需求來源。中國住宅、商業和公共工程的總投資額占GDP的比例高達45%。即便如此仍不足以吸收中國的所有產出。為了避免衰退，中國借錢給外國人購買中國的出口商品，令中國的貿易順差達到GDP的9%，遠遠高于1990-2004年大部分時間里占GDP 2-3%的比例。
錯覺二：CPI是科學的，只要起征點和它掛鉤就解決了所有問題
CPI是什么？中國的納稅人有多少知道CPI的，它的中文名是什么？是如何計算出來的？是政府計算出來的，還是每個納稅人對自己收入狀況的判斷？個人的工資如何與CPI掛鉤？如何依據CPI來計算我的個人所得稅。這些被媒體們定義的“專家們”只能開出專家級的藥方，并不能給普通的納稅人出一點辦法出來。為什么要將法律的標準用官方制定的CPI定義呢？因為中國歷史上的專家也都是為政權服務的，這也許是中國的優良傳統吧。當與老百姓討論個人所得稅的時候，普通民眾對于個人所得稅制也很反感又無奈，反感是因為絕大多數人的收入對自己的生活已無法維計，想一想那些收入只有2000元的收入的人們，無奈是因為“專家們”制定的法律將他們硬性的定為納稅人，而他們既不能選擇，又不能改變。
能指望他們用CPI判斷個人所得稅起征點的科學性嗎？官方的CPI居民消費價格指數漲幅有所降溫，從2月的8.7%下降到7月的6.3%。然而大多數中國人感受到的漲幅要大得多，假如中央政府沒有對谷物、煤炭和電力實施價格控制，并花掉相當一部分國民生產總值（GDP）進行燃料補貼，那么CPI的漲幅會回落嗎？既然征稅方有權調控CPI的高低，那么還有什么可信性、科學性而言？
錯覺三：個人所得稅應以家庭為征收單位
雖然在社會生活中，每一個人背后，都有一個具體的家庭，有網友援引外國的個人所得稅法，以佐證考慮家庭生活成本的合理性，“德國個人所得稅的類別根據納稅人的家庭狀況加以區分。如已婚家庭子女未滿18歲，子女在27歲以下但仍在上學的，由于不可抗拒的特殊情況（如生病）造成高額開支等情形，可以減少個人收入所得稅。法國則根據經濟狀況和子女多少不同，每個家庭所繳納的所得稅均不同。許多日本人盡管年收入相同，但如果撫養的子女人數不一，需要贍養的老人數量不同，所得稅也有很大不同。 ”顯然，這樣的個稅征收制更為合理，它不但考慮到了公民個人的利益，更考慮到了公民家庭的整體福利，而且是社會的整體福利的提升。這并不意味著立法都會將個人所得稅變更為家庭所得稅，但在立法過程中，個人所得稅制應包含家庭因素，把個人放在家庭的背景下去設計，而不應該將個人脫離家庭去設計稅制。
可悲的是，立法者設計稅制時，根本沒有把個人放到家庭的背景之下，而標準的、以自我犧牲為追求的、中國人的絕大部分的收入用到了他的家庭生活中。那些只追求個人生活質量的中國人占的極少數，而我們的個人所得稅完全是為他們設計的。購房成本、教育成本、養老成本這些究竟要花去收入中的多大比例？我想如果完全滿足現實需要的話，肯定使很多人捉襟見肘。而那些剛走上社會謀生的年輕人，每個月的收入只夠糊口，何談生活？
但我們在法律上并沒有家庭法。我們在法律上有夫妻和近親屬但沒有“家庭”的準確定義。個人所得稅制考慮家庭因素的話，納稅人的生活狀況能夠得到緩解，但并不會解決。對于立法者來說什么是家庭，有沒有準確定義？是否以婚姻為標準，還是以血緣關系為準，還是以戶口簿上登記的信息為準？那么為了生存而兩地分居的夫妻、子女怎么確定？那些在異地打工的農民工應該如何確定？那些實行一夫多妻制的官僚、富賈們怎么算？那些底層窮苦的人們，為了活命在一起搭伙相依為命的人怎么算？現在的中國，已經不是 1949年的中國，也不是1978年的中國，現在的中國也不是2001年（修改了婚姻法）的中國，中國只有婚姻法，并沒有家庭法，現在的中國并非是法律意義上的中國，而只是存在意義上的中國，合法的和非法的同時存在。
住宅的平均價格比CPI科學得多
有納稅人提出來，如果一個人在當地所掙的工資能夠買得起1平方米房子的話，他的生活就已經不錯了。我們何不從老百姓的現實生活的角度來考慮這個問題呢？以當地的平均房價為標準來征收個人所得稅呢？北京市區的房價是2萬/米，就以2萬元為起征點，房價5000元/米的就以5000元為起征點，老百姓既能看得見，也便于掌握。每半年調整一次。1.房價包含了綜合因素，既有當地的經濟狀況、也有收入水平，客觀、真實貼近百姓；2.稅務機關、納稅人都能夠掌握這些客觀存在的信息；3.少了CPI計算的復雜性和統計口徑的問題；4.房價是市場價格，是動態的，是納稅人能夠切身感受到的。5.稅法的統一沒必要統一到全國一個數字上，應該統一的稅法的精神上；6.稅法的起碼的原則就是要有負擔能力的人負擔稅收，一位公民工作一個月的報酬連1平方米的房子都買不起，有什么負擔能力可言？我們為什么要采用CPI這個專家的答案呢？僅僅因為他們有專家的頭銜嗎？我們的專家是專家嗎？我們沒有太多理由相信專家治國能帶給每一個人我們更多專業的國家。專家提供的應該是技術層面，而不應該是基本理念。我們不如走回平民治國的路，專家們并不缺乏專業知識，他們和普通民眾一樣缺乏的是專業技術，他們更缺乏對中國社會現狀的了解，他們更缺乏解決中國問題的工具和手段。立法者應該聽一聽普通民眾的聲音？政府為什么要讓一個月工資買不起一平米房子的人養活呢？根據我們市場經濟、法治社會的經驗，一個不便于普通民眾監督的法律根本不能指望它能在社會上施行。很多法律的執行的結果，窮苦嬰兒的免檢奶粉，打著“強壯中國人”大旗的商人們，更像是對法律和立法者智商的嘲弄。
作者：包向宇 來源：價值中國 |
注冊登陸
- 
發布課程
- 
培訓需求
- 
培訓年卡
- 
培訓視頻
- 
設為首頁
- 
收藏本站
您的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