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10年1月,一位從學徒、工人成長起來的工程師,向美國工程師協會遞交了一篇關于管理問題的論文,但這篇論文被工程師協會的學術部門隔置在了一旁,并沒有引起任何重視,在整個1910年,這位工程師不斷地向媒體介紹他的新的管理思路,但始終只有少數的媒體注意到他,一直到一年以后,在無奈與沮喪之中,他從工程師協會要回了自己的那篇論文,進行了重新修訂,于1911年1月6日,正式以《科學管理原理》的名稱,正式發表了他的研究成果,才引起了美國各界的高度重視,他的名字開始在美國家喻戶曉,然而僅僅只過了4年,1915年3月21日,他還沒有來得及將自己思考的更多管理思想介紹給人們,指導更多的企業走向注重科學的管理時代,他就與世長辭了,永遠了離開了這個世界。
在一座能俯視費城鋼鐵廠煙囪的小山上,豎立著他的墓碑上,墓碑上刻下了這樣一行字:“科學管理之父,弗雷德里克·溫斯洛·泰羅”。這代表了他一生的成就,他一生對管理學的貢獻。
這意味著從1911年1月6日開始,世界的管理,已經拋棄掉了“精神管理”與“鞭策管理”的原始雛形,徹底走了科學管理的時代,意味著人類首次告別了單純的經驗總結和智慧技巧,管理由“治術”發展為一門科學。泰羅在《科學管理原理》一書中反復強調了這樣一句話:“管理是一門扎實的科學”。
與中國文化背景比較接近的是日本,在過去的數千年中,日本一直是中國文化的學生,然而,日本能夠站起欺負昔日的老師----中國,并不是因為日本太強盛了,而是中國沒落了,中國人的思想退化了,整個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初,世界各國列強不斷地蹂踐中國,可惜中國人一直都沒有清醒過,康有為、譚嗣同、嚴復、孫中山、魯迅、李大釗等等仁人志士不斷為中國所進行的,就是“思想改良”,我們真正落后的是思想。
“精神管理”與“鞭策管理”
“精神管理”與“鞭策管理”是中國古老的思想產物,實踐證明,它不是科學的管理、科學的發展思路,而是社會經濟演進的一種嚴重障礙,因此,孫中山、毛澤東、以及整個“五四新青年運動”,所反擊的,正是以孔子學說為代表的“精神管理”與“鞭策管理”,德國政治經濟學家和社會科學家馬克思·韋伯之所以初全世界公認為現代社會學和公共行政學最重要的創始人之一,原因就是他對宗教與社會學的研究,馬克思·韋伯認為:宗教思想和經濟行為之間有著嚴密的互動,宗教改變了社會的結構,也改變了經濟的運行方式。
著名學者、管理科學家朱則榮稱:日本在過去的幾千年間一直在復制中國的文化,中國的文化不能夠被用在管理上,日本從五十年代起就發現了這個致命性的問題,具體同樣文化背景的日本,此刻更應該成為我們的老師,不管這個老師曾經對我們的國家做過些什么,人家有優秀的東西,我們就必須學,正因為我們國家的思想落后,才會被挨打,我們必須搞清楚這一點,這就象是在學堂里,學生不好好學習,要挨老師的“板子”一樣,我們的骨子里只要深深地刻著“永遠不服輸”,我們就能夠超過任何一位老師,青出于藍而勝于藍。
日本的企業之所以發展得快,有很多原因,比如1945年以后,日本宣布做為戰敗國,從此就洗心革面,退出了戰爭的舞臺,日本國內的政局非常穩定,美國在侵略朝鮮和侵略越南的時期,出于戰爭的戰略需要,將日本作為踏板,因此在整個侵朝侵越的戰爭過程中,對日本經濟進行了大量的扶持和刺激,日本政府則來者不拒,照單全收,采取每個時期有重點的發展經濟的指導方針,加速對全國的經濟建設。
而對于日本企業來說,極為重要的原因就是日本全力地引進先進技術和先進管理方法。從上世紀五十年代開始,日本就不斷地從美國引進先進技術,也從美國引進了一些先進的管理技術,但是,一開始,管理問題并沒有引起整個企業界的普遍重視,更沒有象重視先進技術那樣來重視科學的管理方法。多數企業仍然采用戰前的老半法,也就是從中國學習到的那一套文化思考方式,靠公司的行政命令,層層照搬照轉,而這就是“精神管理”與“鞭策管理”。
果斷丟棄“精神管理”與“鞭策管理”
日本是一個很快能夠覺醒的民族,很注重學習,不管是任何先進的經驗,他們都會勇于去當個好學生,也很喜歡在反思中進行學習。當從美國引進了大量先進技術后不久,日本人就發現了問題,為什么同樣的一臺機器,其產品質量、勞動生產率和成本,都要大大落后于美國,這種情況,和今天的中國企業,情形是同樣的,所不同的是,日本在六十年以前,就已經發現了這個問題的嚴重性。日本企業界認為:從中國文化中學習到的“精神管理”與“鞭策管理”是解決不了問題的。日本企業清晰的意識到:企業中,從上到下,都缺乏一套適應現代化技術的科學管理方法。
因此,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后期,日本開始猛然覺醒,他們總結了經驗,吸引了教訓,企業界、管理界開始大規模的普遍學習外國的先進管理方法,吸收全世界強國的先進管理思想,并結合本國的傳統思想加以消化,“質量管理之父”戴明博士(W.Edwards.Deming)也被請到了日本,戴明認為:“質量是一種以最經濟的手段,制造出市場上最有用的產品。一旦改進了產品質量,生產率就會自動提高。”據此,1950年,戴明對日本工業振興提出了"以較低的價格和較好的質量占領市場"的戰略思想。
在這一時期,果斷拋棄掉“精神管理”與“鞭策管理”的日本,不昔花費巨額資金,頻繁地從世界各強國引進先進的技術,最重要的就是把管理技術引進過來,進行消化性吸收,以創造出完全適合于日本本國情況的、以致力于提高產品質量和服務質量為中心的、使管理工作全面現代化的管理科學。日本全國的企業普遍認為:先進管理方法,和先進生產技術,是日本經濟“高速增長”的兩個車輪,缺一不可。
管理科學家朱則榮在研究中認為:正是發生在日本上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的這場管理思想大變革,果斷地拋棄了不合乎企業發展規律的“精神管理”與“鞭策管理”,因此日本能夠贏得上世紀六十代至七十年代初期的高速發展,使原本名聲不好的“東洋貨”,從此一躍而起,迅速成為世界第一流的產品,擁有極強的國際競爭能力,使世界對之刮目相看。而中國此刻所面臨的最重要的問題就是:中國的企業、中國的企業管理者們,能否果斷地壯士斷腕、抽刀斷水、止戈為武,堅決放棄那些陳舊、保守、落后的“人情化管理”思想,迎接管理科學、學習管理科學、創造管理科學?這將是管理史演進過程中必須走過的一個階段,只不過是你先迎接它,還是落后于它的問題。
作者:朱則榮 來源:中國管理傳播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