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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源：價值中國 作者：祝和軍）

    秦國在經濟戰略上實行國有化，目的就是要使財富最大限度地向國家層面集中。但是，落實到具體經濟管理層面，仍然和獎勵軍功的策略一樣，是徹頭徹尾的經驗主義和功利主義。在戰場，砍敵人一個腦袋，就可以晉爵一級，賞田一畝。在農業生產中也是如此，凡事定質定量，設立標準，用數字來說話，用獎罰的法律杠桿去調節，從而建立起來了一個龐大的數字化管理的系統，滲透到秦國經濟生活的方方面面。

    數字化管理是國有化的計劃經濟所必需的。農業生產需要預算，財富分配照樣也需要預算。沒有數字，政府就變成了瞎子，無從把握國家的經濟脈搏，也無法對官吏進行監督。而且，官吏代表國家對經濟進行管理也要靠數字，沒有數字就沒有標準，沒有標準，就達不到預期的目標。就這樣，秦國的全部經濟生活就變成了一大堆標準數字和統計數字。我們今天經常提到的“數字化生存”和“標準化管理”，其實在2000年前的秦國經商鞅之手大行其道了。

    秦國所有的生產都是按計劃完成的，實行的是目標管理。秦律規定：即不是官府工室本年度應生產的產品，又沒有朝廷的特別命書，而擅敢制作其他器物，工師與丞各要罰二甲。這充分說明，朝廷每年都是要給官府工室下達生產任務的。采礦、冶鐵業也是如此，朝廷要收取每年規定的產品數量，如在尚未驗收時就有丟失，或不能生產到規定數量，罰其曹長一盾。可見，官府手工業必須按朝廷計劃進行生產，不得擅自改變，也不得完不成任務。

    秦國的這種數字化管理，不僅體現在上述國家對經濟的宏觀調控上，還體現在具體生產的過程中，體現在每一個具體的生產要素上。秦人最大的特點是功利實用，做事目標非常明確。而功利向來是和經驗聯姻的，數字化管理的背后恰恰是世界觀上的經驗主義。經驗主義，就是依靠經驗，唯經驗是從，把過去的經驗推向未來，把“試點”中取得的經驗向全國推廣。秦國就是如此，由做基礎工作經驗最豐富的行家里手，將經驗匯集總結成文，落實成一個個精確的數字，并在全國推廣實行。

    我們上面提到，在秦國的直屬牧場里，牛馬的的腰圍減瘦了，每減瘦一寸要笞打主事者十下。養牛要養到什么程度，看來是有一個標準的，否則就無法判斷牛是瘦了還是肥了。還有戰馬，也是有一定規格的。秦國的軍法規定，戰馬的選擇必須是5尺8寸（相當于今天的133厘米），這保證了由馬所組成的方隊在戰斗時前進與后退可以做到一步不差，不會留下任何薄弱的缺口，保證了整個隊伍方陣的整體性，從而保證了號令一發排山倒海、不可阻擋的銳氣和戰斗力。戰馬的選擇有了規格，在喂養過程中就有了標準。喂養到這個標準，負責的官吏就應該受到獎賞，否則，達不到標準，自然要受到懲罰。

    在農業耕作方面，秦國也處處顯現出數字參與管理的精確性和高效性。如在播種時要求水稻種子每畝用二又三分之二斗、谷子和麥子用一斗、小豆三分之二斗、大豆半斗等，這種在全國推廣的數字化管理使得耕作的收益達到最大化，即我們今天經濟學意義上的最優。就是說，在一些專業方面選擇一些最優化的標準，用數字固定下來，強制在全國推廣。還有其它諸如此類的種種，使得秦國的農業達到空前的先進與發達，其農業先進的管理一點不亞于2000年后的今天。

    數字化管理不僅表現在農耕、畜牧的生產過程中，還表現在分配領域。國有化的經濟在秦國占絕對地位，自然就會帶來國家運行成本的問題。當勞動者都在為國家效力，執行職務行為時，他們的一切開銷要由國家來負擔。軍隊上戰場，士兵的吃穿住行的費用自然要由國家來負擔。奴隸、刑徒，雖然在皮鞭下無償地為國家勞動，但他們也要吃飯。不吃飯就無法延續勞動力。這一部分支出，自然也是國家來買單。還有，秦國有一個龐大的官僚系統，大大小小的官吏，都是國家的公務員，他們的俸祿、薪酬、出差時的津貼，不用說，也是從國家財政中支出的。

    如何合理地規劃財政支出，如何將這種國家運行的成本壓縮到最低，也就成秦國經濟生活中的一個大問題。創造財富是“開源”，節約成本則是“節流”。二者并行，才能造就一個強大的國家。集政治學家、經濟學家、管理學家于一身的商鞅，自然重視國家財政的支出和分配問題。在這一點上，秦國采取的仍然是數字化的分配制度，即“稟給”制度。所謂的“稟給”，也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國家供給制，按需分配，需要多少，國家就給劃撥多少。當然，這里所謂的“需要”，不是勞動者自己決定的，而是官方事先預算好的。國家認為你應該需要多少，你實際上就能得到多少，既不多給，也不少給。多給了，浪費財物和糧食；少給了，會影響勞動力的再生產。

    難以想象，秦國是如何精確地計算出這些林林總總、各式各樣的“需要”的。況且，考慮這些“需要”的標準也不是單一的。男女之間有差別，老少之間有差別，不同身份的人之間有差別。即使是同一個人，忙時和閑時更有差別。商鞅把分配的份額竟然定質定量到每個人頭，就算在統計學如此發達的今天，也是很難做到的。據《云夢秦簡》中的記載，秦國的口糧正是按工種、性別、身份、身高，分別定量供應的。不同的人，到食堂去打飯，不僅吃的飯菜不一樣，而且飯菜的多少也有差別。從事勞動強度大的體力勞動者，飯菜里可能就有些肉絲，還能吃飽。而勞動強度不大的，估計也就是吃個半飽，至于飯菜，估計也就是喝點粥，吃點咸菜。而且，在秦國的集體大食堂里，每次做飯都是按人頭下米的，可以推測，那些負責伙食的官吏，在下廚做飯之前肯定已經計算出了每個人應該吃多少，大家一起需要吃多少。否則，一鍋飯吃下來，怎么會絲毫不差，既沒有剩余而浪費，也沒有因飯菜不夠而影響了接下來的勞動呢？

    數字化的管理模式，就這樣讓官方牢牢地控制住了全國經濟的命脈。對政府來說，只要把規矩制定下來，把任務下達下去，再培養一批克盡職守的官吏，就萬事大吉了。難怪秦國的財富源源不斷地生產出來，難怪秦國這個戰爭機器一百多年來有條不紊地在運轉，幾乎沒有出現過什么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