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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能否移植日本管理模式？

    按照大內(nèi)自己的描述，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日本企業(yè)的管理模式是美國企業(yè)無法模仿的。但是，大內(nèi)自己認為，美國企業(yè)完全可以把日本企業(yè)的精神層面學過去，這就是他的Z理論的由來。

    根據(jù)前面的分析，大內(nèi)對J型組織向Z型組織的過渡缺乏清晰地論證；而且，同大前研一相比，他對日本企業(yè)的缺點認識不足；同麥格雷戈相比，他對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頗有微辭。所以，他一方面認為Z型組織是美國土生土長的，另一方面又認為美國的A型組織可以學習日本發(fā)展為Z型組織，這就缺乏說服力。

    80年代初期，中國正值改革開放的起步階段。中國的現(xiàn)代化道路究竟是什么，在當時并不清晰。“摸著石頭過河”是當時改革思想最準確的寫照，市場經(jīng)濟之路是90年代才逐步明確的。這樣，在打開國門之后，我們急于向國外學習，但誰是我們的榜樣，成為一個沒有答案的問題。這種無解的問題并非沒有意義，學術上的真正突破，實際上就是從無解到有解的過程。從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初期，我們經(jīng)過了一個榜樣的快速轉(zhuǎn)換時代。先是學習南斯拉夫，很快轉(zhuǎn)向?qū)W習歐美，但歐美經(jīng)驗嚴重水土不服，于是轉(zhuǎn)向新加坡，轉(zhuǎn)向亞洲“四小龍”。但是，這些都不足以構成一個大國快速現(xiàn)代化的典范。日本與中國，號稱“一衣帶水”，尤其是文化上有許多相似和接近的地方，于是，探究日本起飛的奧秘，借鑒日本的經(jīng)驗，就成為十分自然的選擇。大內(nèi)的《Z理論》初版問世，立即吸引了中國人的注意力。這本書譯介到中國的速度之快（1984年就有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的譯本），就是一個尋求學習榜樣的旁證。

    然而，日本文化同中國文化的相似與接近，需要具體分析。文化存在不同的層面。在器用層面上，日本文化與中國文化具有很大的相似性甚至雷同。在日本的京都和奈良，可以看到純正的唐式建筑；在日本人的和服衣裝上，可以看到比中國還明顯的唐代色彩；日本的文字不僅用漢字，而且字母也同漢字偏旁緊密相關。但是，在制度層次上，日本就同中國有了較大區(qū)別。歷史上的日本，在明治以前從來沒有形成過像中國漢唐明清式的大一統(tǒng)帝國，沒有形成中央集權制。那種領主大名制度，反而同歐洲的莊園領主制十分相似。所以，對中國影響至深的科舉制，日本就沒有學過去。文化最核心的價值觀層次，日本同中國的區(qū)別是十分明顯的。在明治維新時期倡導的“和魂漢才”，正如中國的“中體西用”一樣，骨子里必須是“和魂”，工具層面才需要“漢才”。即便是中日都推崇的“士”，在中國是從“獨善其身”到“兼濟天下”的“文士”，而在日本則是“輔翼皇威”的“武士”。所以，中國學習日本的文化障礙，不比學習歐美的障礙小。中國能否移植日本的管理模式，難度同能否移植歐美管理模式是大體相當?shù)模幢憔哂幸欢ǖ姆奖阋蛩兀膊蛔阋匝杆匍_花結(jié)果。后來中國經(jīng)濟的迅猛發(fā)展，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得益于日本榜樣，值得推敲。簡單的移植，難免淮南橘而淮北枳。

    然而，即使不能移植日本管理模式，不等于不能學習Z理論。Z理論的核心，不在于號召美國向日本學習，也不在于能否引申為中國向日本學習，而在于從文化角度提出了如何處理工業(yè)體制和傳統(tǒng)社群、個人自由和團隊協(xié)作之間的關系等命題。不同國家在解決這一命題上走了不同道路，但道路的差異最終殊途同歸，都是通過組織與個人的融合、效率追求和人本主義的融合來完成的。因此，學習Z理論，可以使我們在文化與管理的關系上產(chǎn)生更深刻的認識。

    由此推論，比較管理學的研究，不在于找出可以引進或者模仿的楷模，而在于通過比較，認識不同模式之間的差異形成機制，提供引進或者模仿的可能性論證。學術研究從來都是解釋性的，而不是對策性的。由比較研究直接進入對策研究，很可能不是比較管理學的真正出路。但是，對策研究往往具有現(xiàn)實的吸引力，這值得學界警惕。大內(nèi)也未能免俗，由于他沒有從學理上論證由J到Z的轉(zhuǎn)變機制，所以，他的《Z理論》后半部分關于由A到Z的轉(zhuǎn)化，在一定程度上學術支撐力不足。

比較管理學應當注意什么？

    比較方法是學術研究最常用的方法之一。在管理學上，倡導比較方法，可以使我們視野更為開闊，也可以使我們思維更為縝密。但是，到底比較什么？比較和模仿、比較和移植是什么關系？這些都是值得進一步探討的問題。

    在社會科學各領域，比較研究似乎表現(xiàn)出一種共性，即解釋性研究，而非應用性研究。凡是比較，而且能夠在學術上有所創(chuàng)見者，筆者所見的基本上都沒超出解釋性這一范圍。比如，在政治學領域享有盛名的亨廷頓，他的比較研究著作，如《變化社會的政治秩序》及其文明沖突論，在全世界都有較大反響。在歷史學領域以比較方法鑄就學術重鎮(zhèn)的湯因比，更是以其12卷本皇皇巨著《歷史研究》對全人類的21種文明進行比較研究，對于人們從整體上掌握人類歷史進程功不可沒。這種研究，很值得管理學界借鑒。如果再做考察，我們會發(fā)現(xiàn)，這種比較基本上都屬于認知和解釋。在應用層面，比較研究是否能夠取得好的成果，尚需存疑。

    之所以把比較研究的范疇限定在解釋性上，是因為應用范疇會涉及到多種變量。應用研究必須進行具體的變量分析，即使采用比較方式，也是用來作為變量選擇和確定的參照系。這種以比較為參照手段的方法，目的不在比較而在適用，所以，不宜稱為比較方法。

    然而，管理學又是一門追求實用性的學科，所以，多數(shù)研究往往涉及到應用問題。包括大內(nèi)自己也不能免俗，在他的《Z理論》一書中，大約用了一半篇幅講述從A到Z的應用問題。不過，大內(nèi)自己很謹慎，對于從A到Z的十三個步驟，他聲明：“我不能向讀者保證這些按本書中所提到的順序排列的步驟可以成功地幫助他們建立一個有效的組織。管理更多的是一門藝術，科學的成分少得多，因此不會像描述的那樣具有規(guī)律性。”（P74~ P 75）“這些步驟是大致的指南和供人們討論的焦點，而不是提高管理水平的食譜。”（P98）相對于我們有些信誓旦旦開列管理“食譜”的文章和著作，那種聲稱只要“學習”了什么什么，就一定能“實現(xiàn)”什么什么的文章，大內(nèi)無疑是提出一種警示——此路可能不通。比較研究，正是要進行這種不同路徑的測量和比照，而不是把東京的地圖拿到紐約來使用。中國有不少文章，恰恰是試圖把Z理論拿到大陸來使用的。這種文章，往往失之于比附式論證的膚淺。

    但是，比較研究確實可以大大增進我們的知識儲備，進而提高我們的思辨能力。可以使我們在相同中看出不同，在不同中看出相同。比如，就拿大內(nèi)進行的日美比較來說，很明顯，J型組織和A型組織都有對業(yè)務技能的重視，然而，同樣是鉆研業(yè)務技能，美國人可能是為了快速取得業(yè)績，乃至為了彰顯個人的自我實現(xiàn)；而日本人更有可能是為了在同事面前贏得贊譽，乃至為了彰顯出自己對集體的價值所在。任何組織都要追求目標的實現(xiàn)，然而，大內(nèi)舉例說，在日本某銀行的美國總部中，美裔副行長抱怨“這些日本人完全不懂得目標”，而日裔行長也會抱怨“這些美國人似乎完全不懂得目標”。同樣是目標，美裔副行長要求的是清晰明確的具體業(yè)務指標，而日裔行長要求的是理解銀行的哲學觀和價值觀（P29~ P30）。日本公司和美國公司都有人事部，然而，不管書面的職責如何規(guī)定，日本公司的人事部往往最重要，而美國公司的其他業(yè)務部門則凌駕于人事部之上。這種區(qū)別，正好反映了日本公司和美國公司在經(jīng)營哲學上的不同。由此深入討論，就可以對現(xiàn)實的管理問題進行思辨式的跨文化比較。大內(nèi)盡管也講實用，但他處處強調(diào)的是管理哲學，正是這一用意。

    在管理研究中，只有深入比較，縱橫比較，才能在知其然的同時知其所以然。這正是比較管理學的魅力所在。例如，同樣是企業(yè)治理結(jié)構，中國的企業(yè)治理結(jié)構同西方的外觀很相似，從股東大會董事會到經(jīng)理層幾乎沒什么區(qū)別，但其運作方式卻大不一樣。同樣是簽訂業(yè)務合同，歐美人更重視的是契約的法律權利和義務，而中國人更重視的是簽約意味著成為“一家人”。比較管理學要考究的，就是這種企業(yè)運作的內(nèi)在機理。在這一方面，大內(nèi)足以啟發(fā)我們進行深入思考。

    作者：《管理學家》   來源：博銳管理在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