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不徹底,不是體現在對待本民族傳統上,而是體現在對待西方傳統上。“五四”新文化運動之所以未能與西方進行全面的對話,乃是因為,當時水深火熱的中國,更需要的是改造世界的工具理性。因此,西方近代哲學與科技成為中國的首選;西方另一個傳統—基督教傳統,由于并沒有強烈的功利性而遭到忽視。
我們可以從孫中山個人的經歷,來印證這一問題。作為基督徒的孫中山原本是一名醫生,其理想是通過傳教和醫術,來從精神到肉體幫助中國人。但混亂的中國改變了孫中山的初衷,使他投身于能更快速、更直接改變中國的革命生涯。
由于特殊的時代背景,“五四”新文化運動轉變成以暴力為主題的“五四運動”,是情有可原的。但這正是中國現代化殘缺的根源。中國現代化殘缺的狀況一直延續到今天,使我們始終無法與西方進行更深層次的對話,并因而一直不具備“大我”的觀念。中國式管理在古代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間的非理性取舍,以及始終放不下“中國情結”的以“小我”為中心的思想取向,與此有著直接的關系。
“新五四”與中國后現代抉擇
“五四”的殘缺現代化應該成為我們反思的對象,否則,中國今天的后現代化就會缺少參照。
當我們認真反思“五四”傳統的時候,就會很容易地發現,中國式管理的復古主義和自我中心主義是經不起推敲的。事實上,“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將們無不具備深厚的國學與西學功底。他們對國學的批評并非出于無知或盲目排斥,而是經過認真比較的結果。
但如前所述,由于“五四”新文化運動被后來的“五四”革命運動所取代,因此,中國人不僅對基督教傳統、甚至對古希臘—文藝復興之人文傳統,都未能深刻領悟與繼承。
全球化時代的中國,必須繼續“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未競之旅,才有可能真正實現強國之夢。而后現代中國首先要樹立全球一體化的“大我”觀念。
盡管面臨復雜的國際形勢和很多潛在的威脅,但和平發展仍是當今世界和中國的發展主流。現在我們的國家戰略也是“和平崛起”。這就需要我們以更理性的精神來對待世界。
我們不應該是一個憤怒的民族,而應該是一個理性的大國。真正的強大必定是精神的強大。而精神的強大還是在于理性。
這就是我們倡導“新五四”的現實意義。“新五四”的精髓,首先是理性對待一切人類傳統,特別是被“五四”所忽視的基督教傳統。而基督教傳統的最大意義乃是使我們樹立普世的“大我”觀念。在此基礎上,我們才可能理性對待世界。
由于對基督教傳統的陌生,我們不僅缺少“大我”觀念,更使得我們對西方的很多問題的看法會流于表面。比如,當前中國式管理批評西方的個人主義忽視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但實際上由于基督教傳統的存在,西方社會的人際關系遠不如當前中國社會之冷漠。
又如,中國式管理推崇中國的“水文化”,講究“上善若水”,但基督教傳統的“水性”比中國傳統文化有過之而無不及。而且,由于中國的“水文化”缺少信仰的控制力量,因此很容易走火入魔,變成“黑色的水文化”,即厚黑學。而基督信仰卻更會使人變得簡單和快樂,并真正充滿智慧。
“新五四”與中國式管理的終結
如前所述,中國式管理以中國傳統哲學統一世界的構想,僅僅是一個烏托邦式的虛構,而不是對中西文化進行深入對比后的科學選擇。而承認西方現代管理的全部成就,卻仍執著于“以我為主”的中國式管理,無疑是對全球化缺少徹底的認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