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中國式管理對中國現代化的本質缺乏深刻的洞悉，因而錯誤地判斷了中國當前的歷史形勢。中國當前現代化的本質是“第二次現代化”或“后現代化”，而中國式管理卻以“第一次現代化”的眼光來看問題。
盡管中國式管理也談全球化，但由于缺少正確的視角，因此，它對全球化的理解是片面和不深入的。這決定了不論何種形式的中國式管理，都是在一個錯誤的方向上指點中國的未來。
從全球化和后現代管理的角度，我們認為，目前出現的中國式管理理論，至少存在以下十大糟粕：
中國式管理糟粕之一：“中國中心論”
不論何種形式的中國式管理理論，都是“中國中心論”的體現。所謂“以我為主、博采眾長……”，不過是“洋為中用”思想的翻版。這些都是近代中國，在面臨“第一次現代化”時不成熟的思想。但是直到今天，我們還擺脫不了這種誤區，實在是一個大國的悲哀。
“第二次現代化”或“后現代化”的本質，將是以“大我”觀念代替“小我”觀念，以世界的眼光來看中國。也就是，首先要認識到中國是世界的中國，而且中國與世界已不可區分。因此，刻意強調“中國式”是一種新形式的“閉關鎖國”。它的危險是，將再一次把中國隔離于世界之外。
盡管一些相對理性的中國式管理言論認為，中國式管理需要具備與國際管理學對話的能力，但全球化背景下，實際上已經無法區分國內與國際。所謂國際或跨國，已經不是一個地理概念，而是一個文化概念。
從文化的角度來說，跨國文化交流是不需要走出國門的。也就是說，跨國管理學也是不需要走出國門的。任何一門學術，特別是管理學，不出國門就已經是國際的了。在此種狀況之下，所謂“以我為主，自成一家”，已經是落伍的思想。因為，所謂的“我”已經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大我”了。強調“自成一家”的結果，是自決于“大我”的非理性行為。
可以說，隱藏在“地方特色”背后的“中國中心論”，是中國式管理最能蠱惑人心的思想。它甚至會以理性的名義，將民族主義包裝起來，從而使全球化時代的中國管理走入歧途。
中國式管理糟粕之二：包裝的權謀
中國式管理聲稱，凡談權謀乃是沒有領會中國式管理的真諦。然而，中國式管理反對的只是赤裸裸的爭權奪利，卻推崇真正的權謀。因為真正的權謀，正是馬基雅弗利所說的“偉大的假好人”式的狡黠。請看中國式管理的“經典”言論：
“表面上看來，中國人喜歡爭權奪利，實際上我們真正開心的，是塑造對自己更加有利的形勢。大勢所趨，權和利都成為囊中物，高明的中國人，口口聲聲不為權不謀利，卻善于‘造勢’，因為形勢比人強，可以決定一切”。（曾仕強《中國式管理》197頁。）
以上所謂的“造勢”是什么？一種真正的權謀術，卻非要起一個好聽的名字叫“造勢”！這無非是一種包裝，甚至是強詞奪理。這種文字游戲實在是沒有什么意義。
其它諸如以下的言論：
“希望在圓滿中分是非，最好把握下述三大原則：第一，平時要以廣結善緣的態度，結識各種關系的重要人士，以便必要時商請助一臂之力；第二，任何時候，都不要隨便得罪人，以免山不轉水轉，有一天發生‘不是冤家不聚首’的痛苦場面；第三，要慎重考慮，自己需不需要加入某種黨派或勢力圈？”（曾仕強《中國式管理》149頁）
以上則是赤裸裸地教唆中國人玩弄古代權謀。盡管它所說的是一種中國人生活中的現實，但體現的是一種市儈哲學，而不是致力于改造中國人國民性的正直的學術。
也許你會說，改造國民性是一種不切實際的烏托邦。但近代以來，我們實際上一直在改造國民性。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人的性格也已經變化了許多。
事實上，明目張膽地教唆人權謀之術，即使在古代也是難登大雅之堂的。而這種“旁門左道”卻能在國際化時代的中國，成為一種打著“中國”旗號的“顯學”，這本質上還是反映了當今中國人思想上的迷茫。
放眼西方，也許只有馬基雅弗利曾經公然鼓吹過權謀之術。其他無論西方哲學還是基督教信仰，都教導人正直、坦誠、純潔的高尚品格。西方并沒有嘲笑這些高尚的品格是“幼稚”。中國的圣人孔子、孟子等，也無不教導人樹立高尚的品格。
從中國企業目前的狀況來看，“辦公室政治”的泛濫堪稱是一大難題。身在職場的中國人大多都對“辦公室政治”深有體會。可以肯定是，沒有人真正喜歡“辦公室”政治，有的話也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而中國式管理公然教唆權謀之術的做法，無疑會助長“辦公室政治”之風，讓中國人活得更累。
中國式管理糟粕之三：偽裝的仁愛
中國式管理在鼓吹“人性化管理”是自身核心特色的同時，在具體的管理手段上卻又完全違背人性。我們來看一看中國式管理的“手段”：
“中國人當然深知‘向上管理’的奧妙，在于‘能做不能說’……向下管理尚屬不可明言，何況是向上管理？上級覺得好笑：‘我都不想管你，想不到你還想來管我！’不免下定決心，先下手為強，整整你，看你敢不敢來管我？心想，‘老子不發威，被部屬當成病貓’，干脆發發威風，看誰來向上管理？’（曾仕強《中國式管理》91頁）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頭’，規定中國人鞠躬，還不如把屋檐壓低，讓他自然非鞠躬不可。”（曾仕強《中國式管理》197頁。）
“上司所說的，永遠都對，有意見很可能被當作叛逆。……現在不能殺人，卻也有一大套整人的辦法，令人比死還要難過，何苦以身相試！不如明哲保身，牢牢記住這一條準則。就算老板叫我去死，我也要答應‘好’，反正不去死他也沒有辦法，何必嘴硬，跟老板逞強！”（曾仕強《中國式管理》77頁）
以上這些做法，豈止是遠離人性化的管理？完全是壓制人性的宮廷之術！那么，中國式管理所鼓吹的愛心又如何體現呢？
看來，無論是“人性化”還是“愛心”，對于中國式管理來說，都是言不由衷的。中國式管理在客觀上只能把中國人個個塑造成奴才，讓中國回歸專制的古代社會。
中國式管理糟粕之四：疲勞的人際技巧
中國式管理自稱通過一套“圓通”的溝通藝術，可以使管理輕松愉快。而實際上，按照中國式管理的溝通技巧，只會使人更加沉重痛苦。
中國式管理所推崇的溝通藝術核心是“不明言”，即深藏不露。這種古代官場文化，在瞬息萬變的現代商業社會，特別是在企業內部對話中，如果成為一種規則，其巨大的破壞力是不可想象的。我們來看中國式管理的“三大溝通特色”：
“中國人溝通有三大特色，一是有話不一定說出來；二是說出來可能含含糊糊；三是就算說得相當肯定，也不一定是真的。”（曾仕強《中國式的管理行為》83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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