隱藏在中國人心底的偏見
關于永久居留一事，朋友圈里開鍋了。很多人在評論，在轉發。我一概沒有參與，也沒有興趣打開這些文章。
我相信，國家制定政策的人，基本上都是有全局觀的，有長遠眼光的，了解國情的。他們也是中國人，也是為了這個國家的光明未來。他們應該把最好的結果設想到了，也把最壞的情況斟酌過了，一定是精心計算過其中的利弊得失。
至于民眾的反應，民眾當然有權力參與討論一個重要法規的制定，群策群力，從不同角度進行論述，將問題想得更仔細一些。
但是，我想善意地提醒一下，一般民眾不要想當然地假設自己比那些政策制定者聰明多少。尤其是，不在其位，不了解其政，信息不對稱會阻礙對世界的準確認知。
中國需要更大力度地對外開放，一定要吸引國際人才，一定要海納百川。
既然要海納百川，肯定會泥沙俱下。美國為什么能成為世界第一，就是因為有五湖四海的氣派和自信。
難道五湖四海里來的都是大鯨魚嗎？事實上，90%以上的都是蝦兵蟹將。而10%的優秀人才，則產生90%的社會貢獻。
所以，不必苛求每一個獲得永久居留的歪果仁都是人才。至于其他的負面社會效果，相信經過民眾的建言，政府會更加謹慎地嚴加管控的。
但是，對不起，請允許我稍微討論一下一個或許冒犯很多的人敏感話題。
以我的生活體驗和對跨文化管理的研究，我發現，絕大多數國人骨子里事實上某種明顯的傲慢與偏見，在引進外國人才的問題上，彷徨不定。
這可能是因為很多國人缺乏與外國人打交道的切身經驗，而且中國大一統的時間太久了，漢族占據中國90%左右的人口，所以，我們不擅長與異族交流交往，尤其是對來自非洲的黑人朋友有明顯的抵觸心理。
我在德國留學的時候，我的導師是一個高大英俊的德國人，一頭金色的卷發讓我想起《倚天屠龍》里的金毛獅子謝遜。
他活力四射，從來都是各種社交場合和學術會議中的超級巨星，一出場就抓人眼球。我剛到GIESSEN不久，中國同學會搞春季聯歡晚會，我邀請我導師參加。我導師笑了笑說，他很忙，參加不了，但是，他妻子會去的。我說，“請告訴您妻子，讓她直接來找我”，因為那個時候我剛好剃了一個光頭，很容易在人群中一眼認出來。
那天晚上，我站在大廳外面等我導師的夫人。我見到一個身材高挑的黑人婦女，優雅地走到我面前，用德語說“Ich bin Sharon Frese”。我當時愣住了，不知道怎么回答。我的天啦，我的德國同事從來沒有告訴過我導師娶了一個黑人太太呀！
我導師是IAAP（世界應用心理學聯合會）的主席，是一個特別open，特別國際化的人。但是，一個日耳曼男人娶一個黑人妻子，即使在德國也是相當罕見的。而在法國，白人和與來自北非中東的黑人喜結連理，生好幾個小混血，實在是平常了（抱歉，本文不打算討論歐洲的綠化問題，請不要誤解）。從此，我對跨國婚姻和跨文化交流有了更深的一點了解。
前年的時候，應IACMR（中國國際管理學會）的邀請，我導師來中國開會發表主題演講，他夫人第一次來中國。回去之后，我導師在電子郵件中告訴我說，“我在中國待得很愉快，但是，Sharon很不喜歡，她覺得中國人對黑人有歧視”。我只能回答說，“Yes， I know， I feel very sorry for that”。
總之，我覺得中國人不夠國際化，對于某些特定族群有偏見與傲慢，在是否引進外國人才和如何引進外國人才上，彷徨不定。
關于來華外國留學生的獎學金問題
自從“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后，中國加大了對沿線發展中國家所提供獎學金的數量和力度：每年新增1萬名左右來華的留學生，且絕大多數都能獲得中國政府的獎學金。所以，最近五六年里，我差不多每周都能接到10封左右來自巴基斯坦等國的電子郵件，請求接受自己為碩士或者博士研究生。
根據本科、碩士和博士等不同類型，據說政府分別提供了7萬、8萬、9萬左右不等的國家獎學金。這件事情在微信朋友圈里曾經引起了很大的爭論。我看過一篇標題《讓外國學生吃肉的同時，能讓中國學生喝點湯嗎？》的刷屏文章。
不理解的人批評政府說，中國還有很多貧困學生得不到資助呢！中國還有8億民眾還沒有坐過飛機呢！中國還有3000萬群眾沒有脫貧呢！拿錢去給這些外國留學生，純粹地打腫臉充胖子，瞎糟蹋。
事實上，這種觀點是短視的、缺乏戰略眼光；只會算小賬，不會算大帳；只會算經濟賬，不會算政治賬。
請諸位換位思考一下國家的難處，很多道理國家不方便公開說，而且只能做不能說。既然大家要算經濟賬，那我就幫大家算一筆最小的經濟賬。我所了解到的情況是，即使是最高的10萬獎學金，外國留學生拿到手的也只有每月2-3千元，其他的都是住宿費、實地調研費、學費等，而這些錢都是在國內各個部門之間轉來轉去，沒有落到外國留學生手上，更沒有流到國外。可謂“肉爛在鍋里”。
所以，許多批評的觀點就像電影《我不是藥神》一樣，看似正確，很有誘惑力，實則謬誤。不管“一帶一路”是否能發展起來，中國和中國企業最終都要走向全球，我們必須在世界各地培養自己的“同路人”，培養了解中國、認同中國的外國人。
信任總是在交往中培養起來的，不先邀請別人來自己家做客，如何能讓別人了解你？留學是最好的途徑，我們這些曾經留過學的人都深受其益。正如古人所說，“將先取之，必先予之”。二戰之后，美國在這方面做得很好，我們應該向他們學習。
現在都是2020年了，中國人均GDP達到了1萬美元。雖然不多，但是也不少。如果中國想成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就得更大氣一些，就得為世界提供更多的公共產品，包括人才培養，維和、環境保護、對外援助、衛生防疫、基礎設施投資、參與國際規則的制定和維護等。
這一直是國際社會對中國的殷切期望。你以前可以搭別人的便車，以后你得讓更多窮朋友搭你的便車才對。只有這樣，才能贏得更多的擁護和尊重。
關于MIS國際研究專業碩士計劃的暢想
如果說，吸引外國留學生來華，是“引進來”，那么，中國應該送更多的中國學生“走出去”，尤其是到亞非拉國家去開眼界，長見識，增才干，磨意志。
關于國際化人才的培養，我有一個不同于其他人的設想。這來源于我2018年7月10-28日期間，我圍繞新疆北部的阿爾泰山進行考察的啟發。我當時考察了新疆的北疆、蒙古國的科布多地區、俄羅斯的阿爾泰共和國和哈薩克斯坦的東哈州地區，總共行程超過5000公里。
回來之后，我花了兩周時間撰寫了一本《阿爾泰山一瞥》（未正式出版），其中提出來一個“一帶一路”國際化人才培養計劃。今天我把這個MIS（Master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的計劃一并提出來，供大家批評指正。
以下內容原原本本摘自《阿爾泰山一瞥》第八章，寫作時間是2018年8月。雖然差不多兩年過去了，但是，每當一想起這個前瞻性的想法，我仍然感到興奮，我殷切希望有朝一日國家能將之付諸實踐。
我們不能僅僅鼓勵外國留學生來華留學，我們還要鼓勵更多的中國人去這些“一帶一路”國家留學。中國人歷來安土重遷，很少有主動擴張的意識，很少有真正了解世界的人，特別是了解“一帶一路”中所涉及的發展中國家。
根據相關統計數據，最近幾年中國每年出國留學的學生大約60萬左右，90%以上留學國家集中在美國、英國、德國、法國、澳大利亞、加拿大、俄羅斯、日本、西班牙等國家（按照中國留學生所占全球留學生的比例進行排列）。甚至在西班牙和俄羅斯等重要國家，中國留學生的數量也都遠遠低于其他國家的留學生。至于去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留學生，更是寥若晨星。
這就導致我們只對歐美有些了解，但對其他國家的情況卻驚人地無知。這種信息不對稱和人才短缺，對于中國企業“走出去”和“一帶一路”的推進，非常不利。
我在新疆進行企業訪談時，當地幾家靠外貿起家的大型公司，表達了類似的擔憂。他們認為，“目前，中亞國家越來越了解我們，原因就在于他們很多人都在中國留過學，而我們很少有人真正了解他們，尤其是我們的一些企業出去之后，相互競爭，甚至相互傾軋和拆臺，給了競爭對手或者客戶很多挑撥離間、各個擊破的機會”。
所以，他們在引進人才時，越來越傾向于在當地國家留過學的留學生，認為這是一個關鍵的人力資源。而且這些學生，也不應該只是單一的翻譯人才，而應該有更加廣博的知識面，更加靈活的頭腦。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因為中國很窮，中國人很窮，所以很多人是靠公費留學去發達國家學習理工科和經管等專業。現在，我們應該增加一個新的公費留學計劃，開設國際研究專業碩士（MIS， Master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針對發展中國家派出相當數量的研究生，大力進行深入的國別研究。
為此，提出以下構想，希望能夠引起有關部門關注。
1. 以“結對子的方式”組織國內985和211院校與中國人留學很少的一些國家的大學建立合作關系，比如，伊朗、埃塞俄比亞、哈薩克斯坦等。每一個國家選擇不同城市的兩三個大學，分散化一些，讓中國留學生有機會了解更多地方，而非扎堆在一起，無法融入當地文化，學不到東西。
2. “結對子”方式應該考慮到現有學校的資源，比如，已有的優勢學科資源和海外關系等，但是對于沒有現成資源的學校，也應該鼓勵從頭開始建設。應該在各個學校設立獨立的校級中心負責統籌該項工作。
3. 選拔的中國留學生既可以是大學剛畢業的學生，也可以是已在工作崗位、與該國有經貿往來的公司職員。可采用兩年制或者三年制，定向派遣，一切費用由中國政府負擔。
4. 選拔時，以往所修專業應不限，以往專業課成績也不應成為考核重點，而是應重點考察被選拔者的心理素質和人際交往能力，判斷其是否有基本的跨文化交流的能力或者潛質，是否有比較強烈的企圖心和建功立業的沖動。入學考試的篩選應該重視所要留學的國別知識、英語能力和政治素質。
5. 畢業文憑頒發國內985或211學校的專業碩士文憑，而非所留學國家的文憑。因為這些國家不同于歐美，在研究和教育水平上可能低于中國，其文憑含金量較低，對于學生在國內就業可能沒有什么幫助。可以考慮，這個新的專業碩士的名稱叫MIS，希望將來同MBA學位的含金量一樣高。
6. 第一學期的學習地點在國內，重點學習所要去國家的歷史、政治制度、法律、文化和語言等。外語學習應以實用為主，集中強化，短期內能應付生存問題。其次，可重點開設政治學、經濟學、國際商務、跨文化溝通、社會學、人類學等課程，不求全面系統，重在實用。研究方法方面尤其應重視質性研究。
7. 在國外大學留學交換一年、甚至兩年，這一點可以有不同的嘗試。建議在海外所學專業首先考慮該學生以前所修的同一專業，或者經管專業，或者法律專業。但是海外學習的重點不在于學習專業知識，更不在于拿到當地的文憑，重點在于提高語言能力，了解當地的教育體系、文化傳統等，與當地學生進行比較深入的交往。但是，對于基本的課程成績和學分應有一定要求，否則很容易出現資源浪費的情況。
8. 中國駐當地的大使館在該項目中也應扮演重要角色，在暑假和寒假期間組織中國學生在當地進行旅行，參觀訪問，加強對當地政府、企業和社區的了解。
9. 所有參與該項目的院校應組織起來，形成一個強大的知識共享課程平臺，共享一些稀缺資源，例如，關于社會學和人類的研究方法，國際商務等方面的課程。
10. 在進行國外交換過程之前，就應該建立國內導師負責制，進行以問題為導向的學習。海外交換回來后，應在最后一學期提交論文進行答辯。論文應該更多采用綜合性的研究方法、跨學科的研究方法，對當地國家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進行深入研究。內容和主題宜寬不宜窄，重點培養通才。成績合格，并且論文通過答辯的，授予中國大學的專業碩士文憑。
11. 順利畢業的學生，優先推薦給在“一帶一路”進行戰略投資和布局的國企、民企等，甚至可以作為外交輔助人員。
12. 參與該項目的中國大學所承擔的學生培養的數量，應該根據目的國的面積、人口數量、與中國之間的經貿情況和未來預期等進行估算，每個學校每年的招生培養人數在50~150之間可能是一個比較有經濟效益的數字。十年之內，整個項目至少能培養國際化的初級人才5萬人左右（假設50個項目國家，每年100人左右，每年5000人，十年5萬人）。
13. 該項目只是一個初級的國際化人才的培養項目，是一個入門項目。一旦這些畢業生在未來的工作中從事與留學國家有關的工作，他們必然會不斷學習，自我強化，在利益驅動和實踐中不斷提升自己的能力。
14. 成本和收益：每一個學生每年的培養費用應該在10萬左右，每年政府需要至少投入10億左右。但是，這是對自己國民的人力資源投入，這個錢不會白花。對于學生和國家來說，即使沒有見到結果，也沒有虛度和浪費。
風險防范問題：
本計劃涉及到多個利益主體之間的關系，深入了解他們的需求和承受能力很重要，激發每一個利益相關者的主動性和積極性。在實施過程中可能存在有如下問題：
1. 承擔這些計劃的國內大學，是否能保證質量地盡到教書育人的責任，尤其是深刻領會本計劃的目的和良苦用心，選拔合適的苗子進行培養，集中優質的師資進行專門課程開發，在學生進行海外學習的過程中，及時提供卓有成效的指導呢？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另外，師資培訓是任何一個教育培訓項目的關鍵。在派出學生的同時，也應該派出教師在東道國至少交流半年以上，使得教師本身對東道國有比較深刻的認知。
2. 海外學習效果問題：如果沒有硬性的學位和課程方面的要求，學生是否會利用管理上的漏洞，不好好學習，無法達成學習效果？甚至不在當地待著？或者只是在當地耗時間？
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日本政府為了鼓勵國民走出去，了解不同國家的情況，只要是住在當地，且時不時提供一些照片和當地的信息，文部省就會按月給卡里打錢。建議采用類似的方法，要求學生每個月提交一個關于當地情況的報告，通過一個統一的網站進行提交，有專人進行信息整理和評估，采用過程管理，保證學習效果。
3. 人身安全問題：包括父母的擔心等，尤其是在一些政治形勢比較動蕩的國家，例如，伊朗、敘利亞等。
4. 被認為是“間諜”的猜疑等。雖然這種風險不高，但是仍然存在，需要正視和提前預防。
5. 就業的問題：雖然該計劃培養的是國際化的初級人才，更多的是定位在國家引導和扶持的基礎上，但是，回國人員能否找到一個相關的工作，能發揮在海外所獲得的寶貴知識和經驗，這是一個大問題。只有這一點解決了，后續的教育培訓才能得到更多支持。
中國的強盛依賴于大批國際化人才
行文至此，收到一個社科院朋友的微信。
他說：
古今中外的歷史上和現實中，真正有力量的大國，比如今天的美國，歷史上的唐代中國，都是胸懷寬廣，網羅天下人才而用之。
優秀的人才不是打群架要人多，而是一個頂一百個，頂一萬個的，就像以前有人傳言的“錢學森頂一個師”。泥沙俱下在所難免，即使引進的笨蛋太多，那就算是做了國際慈善事業，改善了那些窮苦人的命運，也是有功德的。
就像美國接收的那么多移民（非法、合法的），大部分都是剛夠平均線或以下的人。美國的好，恐怕其中一個好，就是無分別不評判全然接納的態度，讓人更認同這樣的國家。
我對此深表贊同！知己就是知己，心意相通。
事實上，在我前不久我所寫的《疫情過后：中日關系的第四次高潮，要來了嗎？》一文中，我曾經寫過這樣兩段文字：
我曾經通讀過2019年任正非與國內外媒體唇槍舌戰的三卷本《訪談實錄》，非常佩服任總的國際化視野、知識和人脈。尤其是當讀到2019年10月任正非接待中東非洲阿拉伯語媒體的集體采訪時，看到任總對該地區的歷史、文化和建筑如數家珍，我真的有點羨慕嫉妒恨。
捫心自問，做企業不如任正非，可以；旅行見聞不如任正非廣博，也說得過去；但是，作為一個學者，如果讀書還比任正非少，那就無法原諒自己了。
雖然中國人對于日本的歷史一知半解，急需要補課。但是，中國人對非洲、中東阿拉伯世界和拉丁美洲的了解幾乎就是空白，而老牌的西方國家在這些地方有幾百年的經營歷史，有大批熟悉這些地方的國際化人才。
所以，借著最近國家出臺的研究生擴招的東風，我鄭重呼吁有關部門考慮一下我的這個建議，加快中國的國際化人才的培養。
沒有國際化的人才，就沒有國際化的企業。得人才者，得天下！
作者：趙向陽；個人簡介：我曾經是一個創業者，但是現在我是一個純粹的創業研究者（德國吉森大學創業學與組織行為學博士，20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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