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邁克爾·斯卡平克，譯者/馬拉
在財經新聞機構工作很能帶來成就感，但美中不足之處在于，這份工作很少能帶給你能吸引學齡兒童的故事。在英國《金融時報》，我們不是常有機會采訪碧昂斯(Beyoncé)、賈斯汀•比伯(Justin Bieber)或者扎克•埃夫隆(ZacEfron)。
當我去學校演講時，我知道學生可能不會被我能提到的首席執行官或者財務主管迷住。我通常告訴他們，我采訪了理查德•布蘭森爵士(Sir Richard Branson)，這會讓他們略微產生一點興趣；我還會提到艾倫•休格勛爵(Lord AlanSugar)，他曾是電腦行業的企業家，現在則因《學徒》(The Apprentice)系列電視節目而聞名。
不過在未來的演講中，我應該提一提亞瑟•弗賴伊(Arthur Fry)。學生們或許沒有聽過他的名字，但是一定知道他所發明的產品。大約30年前，我在明尼蘇達州圣保羅(St Paul)的3M公司總部采訪過弗賴伊，那是全球最具創造力的公司之一。
曾有一位同事發明了一種弱粘力粘合劑，弗賴伊不斷琢磨，3M公司可以這一發明設計點什么產品。當時幾乎沒有人認為這種粘膠有什么用處，雖然它能長久保持粘度，但粘力并不是很強。在教堂唱詩班唱歌時，弗賴伊的圣歌本中的紙質書簽總是掉到地上，讓他煩不勝煩，這時他突然意識到了自己可以用這種弱粘力粘合劑做什么——便利貼就此問世。
據我當時的觀察，弗賴伊僅靠談論便利貼就能發一筆大財。但他似乎不為所動。他有一輛黃色的汽車，以及一塊個性化的便利貼車牌，而這似乎就是全部了。
他的態度在3M公司頗為典型。這是一家低調而樸素的公司，生產從牙齒填充物到停車軟件的各種東西。許多使用該公司產品的人，或許從未聽說過3M。但這確實是一家很有創造力的企業。
3M是如何做到這一點的呢？達特茅斯學院(Dartmouth College)塔克商學院(Tuck School of Business)的教授維賈伊•戈文達拉揚(Vijay Govindarajan)和醫療保健咨詢公司Medecision的斯里坎特•斯里尼瓦(Srikanth Srinivas)，去年在《哈佛商業評論》(Harvard Business Review)博客上發表文章稱，3M允許員工將15%的時間用于研究自己的項目。
每家公司、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文化。按照初創企業的市值衡量，以色列的創新水平位居全球第二，僅次于美國。在以色列，政府機構在創新領域發揮了核心作用。很多科技企業家在以色列軍方情報部門8200部隊中提高了自己的技能，并開拓了人脈。該國政府還發揮了向有前途、但風險較高的新項目提供融資的作用。
其他國家就沒有以色列這么成功了。在前撒切爾時代，英國政府支持科技行業優勢企業的很多嘗試都以徹底失敗收場。一個值得一提的例外是飛機引擎生產商羅爾斯•羅伊斯(Rolls-Royce)。
不存在一種普遍適用于任一公司或者國家的藥方。但存在兩個總體原則。《哈佛商業評論》有關3M的博客文章指出，該公司花了不少時間分辨消費者的“痛點”。痛點是消費者面臨在的問題——即存在改進空間的地方。但消費者并不總是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只有當3M將便利貼推向市場的時候，消費者才意識到他們需要這種商品。第二個關鍵點在于，允許員工，特別是那些直接與顧客打交道的員工，開發自己的產品。
很多現代企業讓自己與顧客拉開距離，公司主頁上除了呼叫中心的號碼沒有其他聯系電話，而呼叫中心是被外包出去的。很多公司似乎還不愿讓員工按照自己的方式思考或行動。
克服以上兩大障礙是當今商業和創新所面臨的挑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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