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今年是中國人民志愿軍抗美援朝、出國作戰70周年，偉大抗美援朝精神跨越時空、歷久彌新。
這種精神，讓武裝到牙齒的美帝國主義軍隊畏懼，這種“謎一般的東方精神”，從何而來？
事實上，志愿軍戰士之所以能產生遠超古今中外任何軍隊的強大精神力量，其直接原因是解放戰爭中后期，黨在人民軍隊中開展的史無前例的“新式整軍”運動。
新式整軍運動，作為人民軍隊建軍史上的重要一頁，不僅創造了許多奇跡，還留下了中華民族寶貴的精神財富，這種財富運用于企業管理當中會發揮什么作用呢？
“新式整軍運動”的歷史背景
1947年夏，解放戰爭進入了第二個年頭。中國人民解放軍抵擋住了國民黨軍隊的全面進攻，初步穩定了戰爭形勢，擴大了軍隊規模，并在局部地區轉入反攻。然而，就在戰爭局勢逐步向好的時候，解放軍的組織和管理卻出現了相當嚴重的問題。
問題的主要表現是，部隊的思想出現了混亂——很多戰士不理解為何而戰，為誰而戰，以至于全國各地的解放軍部隊都在不同程度上出現了斗志衰減、軍紀松弛、軍民關系緊張等現象，直接影響了部隊的戰斗力。
通過對各種亂象的剖析，黨逐步找出了產生思想混亂問題的兩個直接原因：
一是部隊成分日趨復雜。
在解放戰爭進行大約一年之后，解放軍部隊的人數盡管有所擴充，但是兵源卻日趨復雜：除了在抗日戰爭期間即參加了人民戰爭的老紅軍和老八路、新四軍之外，部隊里新增了大批來自解放區、剛剛經歷了土地改革的“翻身農民戰士”，并補充了大量國民黨軍隊俘虜兵（當時被稱為“解放戰士”）。
老革命、翻身農民兵和解放戰士三類人的經歷背景完全不同，思想狀態差異巨大。比如，老革命覺得解放戰士貪生怕死不可靠，解放戰士覺得老革命“太土”——很多武器和戰術都不會用，等等……這樣一來，戰士們在訓練和戰斗中難以相互團結，就直接影響了部隊的凝聚力和戰斗力。
二是黨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沒有跟上形勢發展。
解放戰爭初期，黨對部隊的思想教育內容主要是強調“國民黨蔣介石政府破壞和平發動內戰”，但是這種教育非常抽象，難以解決部隊里各種背景的戰士們所存在的不同思想問題：
在老革命戰士中，經歷過土地革命的老紅軍對于階級矛盾有著比較深刻的認識，因而革命意志相當堅決，但是經過長期艱苦卓絕的戰爭，老紅軍隊伍損失很大，在解放戰爭時期的部隊中所占比例已相當有限；
而在抗日戰爭期間參軍的八路軍和新四軍戰士，則遇到了新的思想問題——抗戰期間，黨為了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著重強調民族矛盾而不強調階級矛盾，與開明地主的合作也很密切。
于是當內戰再次爆發時，很多八路軍、新四軍戰士就感到迷惑：“原來我們歌里唱‘打走日本好回家’，現在日本已經被打走了，為啥還不讓回家？”
翻身農民戰士們的革命意志也不夠堅決。土地改革后，雖然翻身農民們的家庭經濟條件逐步改善，但人的天性就是貪戀美好生活的——解放區的經濟發展，最初并沒有提升翻身農民戰士們的戰斗意志，反而使他們中的很多人滋生了“早點打完仗，早回家種地”的消極心理；
加上當時的思想教育主要是在大談“蔣介石如何如何反動”，可翻身農民們對蔣介石個人完全不了解，也就難以產生仇恨心理，直接影響了戰斗意志。
解放戰士們的思想問題最為嚴重。這些戰士在國民黨部隊里大多受過反共教育，被俘參加解放軍后非常反感同國民黨軍為敵；同時他們又在國民黨軍隊里沾染了一身恃強凌弱、享樂怕苦的壞習氣，對部隊的士氣和軍民關系的破壞極大。
以至于當時在陜西這樣一個老革命據地，部分解放戰士都給當地帶來了嚴重的騷擾——強買強賣、搶劫走私，毆打群眾等等，導致當地群眾認為他們“除了不強奸婦女之外，跟胡宗南的部隊一個樣�！�
部隊成分的復雜和思想政治教育的落后造成了若干嚴重后果：部隊組織性紀律性明顯下降，訓練水平提升不上去，打仗時不勇敢不堅決，還出現了大量逃兵，軍民關系也遭到嚴重破壞等，這就直接影響了部隊的戰斗力和作戰效果。在當時國民黨在全國范圍內還占據著軍事和經濟方面優勢的情況下，長此以往，后果不堪設想。
“新式整軍運動”的初期探索
為了解決上述問題，從中央到各地，從部隊到地方，都在不斷探索有針對性的解決方法。
毫無疑問，隨著解放區土地改革的不斷深入和解放戰爭的逐步發展，部隊的成分只會越來越復雜——這個現象是客觀存在的，是解決不了的，所以必須從思想政治教育方面做文章。
思想政治教育肯定要搞，“戰士們為何而戰”的問題肯定要回答，但教育究竟要怎么搞，問題究竟要怎樣答？還像之前那樣大談什么“蔣介石是破壞和平的反動派”，顯然收效甚微；對廣大文化水平不高的戰士們講馬克思主義的剩余價值理論和政治經濟學，顯然也不可能取得什么效果。
要想解決“為何而戰”的思想問題，必須要從戰士們的親身經歷和切身體會入手。
在這方面最早取得重要突破的，是東北民主聯軍（就是后來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的前身）3縱7師20團3營9連的指導員趙緒珍。他從解放區土地改革過程中的“訴苦會”獲得啟發，從1946年秋冬季節開始，在所在連隊搞起了“訴苦教育”的活動，就是讓戰士們講述過去在地主壓迫下，和在國民黨軍隊里所遭受的苦難，喚起內心的仇恨，進而激發起戰斗意志。
趙緒珍在9連的訴苦活動很成功，到了1947年初的“一保臨江”戰斗時，經過了訴苦教育的部隊迸發出強烈的戰斗意志，訴苦教育也由此得到了上級的肯定，被推廣到了7師。同年夏天，7師的經驗被推廣到了整個3縱；
到了8月26日，《東北日報》刊登了題為《遼東我軍某部根本改造教育工作》的長篇報道，詳細介紹了3縱經驗，同時還刊發了羅榮桓主持起草的社論《部隊教育的方向》，進而把訴苦運動推廣到東北全軍。
9月28日，東北民主聯軍政治部把3縱經驗電報中央軍委總政治部，經毛澤東修改后轉發全軍。以“訴苦教育”為起點的“新式整軍運動”由此逐漸在全軍范圍內轟轟烈烈地展開了。
“新式整軍運動”的基本內容和方法
趙緒珍在東北民主聯軍的探索，只是當時的一個典型和縮影。事實上，當時全軍上下都在各自的區域開展了類似的探索；同時，中央軍委總政治部關于訴苦教育和新式整軍運動的指示在落地實施的過程中，各解放區、各部隊也因地制宜地提出了不同的操作方法。
因此，新式整軍運動的基本內容和方法呈現出“大同小異”的特點，以下的內容不是當時成文的規定，而只是本文作者（知乎吳建明）的個人總結而已：
第一階段：“倒苦水”
新式整軍運動的第一步，就是通過訴苦會的形式，讓戰士們傾倒出內心的苦水，喚起仇恨、激發斗志。
各級部隊和政治工作者在召開訴苦會之前必須做好充分的準備，否則“訴苦教育”就會變成一鍋夾生飯。具體來說，要做三方面的準備：
第一步，尋找典型人物。
部隊的基層政治工作者（主要是連指導員和副指導員，以及營教導員等）首先要通過分別談心的方式，尋找到本部隊開展訴苦教育的典型人物。
這種典型人物要有兩方面的特征：一是有著典型的受苦經歷，對自身的苦難歷程有著刻骨銘心的感受；二是表達能力要強，要能說會道，講話要有感染力。
應該說，找到滿足第一個特征的戰士很容易。因為當時的戰士——無論是老革命，還是翻身農民還是解放戰士，九成以上都是貧苦農民出身，大多有過給地主當牛做馬的經歷和悲慘的身世命運；
但是，當時的戰士們文化水平普遍不高，要找到其中表達能力較強的戰士，就需要指導員們不斷深入地和戰士們談心，去耐心地尋找、精心地引導。
事實證明，盡管表達能力極為出色的戰士不易找到，但是從一個一百多人規模的連隊里，還是能找出幾個具備基本表達能力、能把話講清楚的典型人物的。
第二步，精心布置會場。
訴苦會的會場布置也馬虎不得：一是選址要相對安靜，要能避免被群眾頻繁打擾；二是現場要布置得莊嚴肅穆，起到烘托氣氛的作用。
有的部隊在訴苦會上布置了靈堂，祭奠被地主和反動派迫害致死的親人們；有的部隊布置了挽聯和口號標語；還有的部隊在現場布置了“苦情簿”、“報仇簿”等等，配合會議的進程開展“苦情登記”和“報仇登記”，事實證明效果都非常好。
第三步，嚴肅會場紀律。
訴苦會開始前，要向部隊宣布紀律。禁止在會議時私下講話，禁止隨便走動，禁止吃東西和吸煙，以保證會場的氣氛和會議的效果。
第四步，召開訴苦大會。
訴苦會一般以連排為單位進行，規模不宜過大，否則講話聽不清楚，影響效果；規模也不宜過小，如以班為單位進行，人數太少，會影響氣氛和效果。
召開訴苦會時，只安排典型人物訴苦，而不講任何革命大道理，從而從情感上帶給戰士們以極大的震撼。
在各部隊開展的訴苦活動中，由于構思合理、準備充分，更由于當時中國的社會階級矛盾極其尖銳，訴苦事例既真實又沉痛，很能得到與會戰士們的普遍共鳴，所以出現了很多極具震撼力的典型事例。
比如最早開展訴苦教育的東北三縱，某營機槍連的副班長任紀貞在會議中帶頭發言：“俺是山東蒙陰人，爹給地主放了200多只羊，一年能繁殖150只羊，每只羊能賣兩元錢，羊糞收入的錢就更多了，全歸了地主，可地主一年只給我爹15元工錢，加上管吃，合在一起也不過30元，吃的都是豆腐渣。
除了放羊，（俺爹）每天要挑水干其他活，腰都累彎了，累得病倒了，地主還逼他上山伐樹。伐到第2棵時就沒勁了，一斧子砍在腿上。”說到這里，任紀貞哭了。
他接著說：“俺爹昏過去了，當鄉親們把他從山上抬下來時，快要咽氣了，想喝碗高粱面糊糊，但家無一粒糧�！比渭o貞說到這里抱頭痛哭。
過了一會，他接著講：“娘去地主家想借碗高粱面，地主婆說：‘留著糧食喂狗還能看門，給你們吃有什么用。’……娘回來爹就咽了氣，下葬連棺材也沒有。”他哭得再也講不下去了。
“全連都低下了頭，有幾個哭出了聲，”又有幾個戰士站起來說起自己的悲慘經歷，全連哭成了一片，哭了很長時間。
又比如，當時東北部隊著名的訴苦典型人物房天靜——他是山東淄博人，父親給地主家當長工，自己十幾歲就被日本鬼子抓到本溪煤礦當勞工，受盡了日本鬼子的壓迫剝削，經常被鬼子和把頭打罵。
1942年淄博鬧災荒，父母也想兒子，全家逃荒闖關東，路上賣了兩個弟弟當盤纏，母親因為傷心病倒沒錢治病而悲慘地死去。大爺得了霍亂病，不能下礦洞挖煤，被日本鬼子用鎬把活活地打死了。
日本投降后，他在本溪參了軍。因為對共產黨、八路軍缺乏認識，經常講怪話，發牢騷，頂撞領導，打仗時不愿積極靠前，是連里有名的落后分子。平時怕‘丟人’，不愿講自己受窮受苦的遭遇。
連里訴苦時，開始他不愿發言，后來在其他同志的啟發下，他悲憤地控訴了地主老財、鬼子把頭對一家人的殘酷迫害。他一邊痛哭控訴，一邊跺腳大喊：‘都是父母生的，都是一個人，窮人為什么這樣苦？富人這樣狠？’全連戰士深受觸動。
同時經過訴苦，房天靜本人的思想進步了，工作積極了，在一保臨江戰斗中，成了全縱隊第一名戰斗英雄。
在組織訴苦會期間，還有的部隊組織了文藝演出，戰士們通過觀看《白毛女》、《血淚仇》等戲劇，進一步激起了對敵人的滿腔仇恨；有的部隊在訴苦會上，還安排了“靈前宣誓”、“登記苦情”等環節，極大地激發了戰士們的戰斗意志。
第二階段：“挖苦根”
經過訴苦大會，戰士們倒出了內心的苦水，戰斗意志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同時，訴苦會還達到了團結部隊的效果：開訴苦會之前，部隊里的老革命和解放戰士互相不服氣，解放農民戰士則是一幅“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樣子，經過訴苦會，戰士們發現原來大家受的是一樣的罪、吃的是一樣的苦，頓時消除了彼此的隔閡，產生了階級感情。
然而，開訴苦會只能完成感情的宣泄，還沒有上升到理性認識的高度。最開始有些部隊的經驗不足，開完訴苦會之后沒有進一步的跟進措施，這樣過了一段時間，訴苦會的效果就大打折扣了。
于是，很多部隊的政治工作者逐漸總結出了新式整軍運動的第二階段任務：“挖苦根”。——開完訴苦會，戰士們理所當然地會產生一個疑問：為啥我們過得這么苦？
為了解答這個疑問，部隊并沒有自上而下地直接灌輸馬列主義思想，而是組織戰士們繼續自下而上地開展討論。
這種討論往往是非常熱烈的，比如西北野戰軍開始討論時，“凡爭論熱烈的單位，飯也不吃，冷也不覺，非把問題鬧清不干�！钡怯捎诖蠖鄶祽鹗繘]有接受過系統的馬列主義教育（盡管有些戰士以前接受過一些教育，但是教育的內容枯燥呆板，因此也沒能深入人心），所以這種討論往往得不出正確的結論。很多戰士都把窮人受苦的根源歸結于“窮人笨”，“窮人懶”，或者是“窮人天生命苦”之類的錯誤結論上。
到了這個環節，戰士們在肉體上疲憊不堪，在精神上痛苦迷惘，部隊的各級政治工作者就開始站出來引導戰士們的思路了：解放軍往往強制性地開展掃盲教育，很多戰士都在很短的時間內擺脫了文盲或半文盲的狀態，由此證明窮人并不笨；窮人一年到頭忙碌不停，因此肯定也不懶；很多窮人一輩子燒香磕頭拜佛，但神佛也沒能改變窮人當牛做馬的命運；更重要的是，部隊的戰士們來自五湖四海，而無論哪里的窮人，無論怎么拼死拼活，卻依然改變不了自己挨餓受凍的命運。
政治工作者們由此證明：罪惡決不是單個地主或具體地發生的，大家來自山南海北，都受到同樣的痛苦，都同樣受凍受餓受辱挨打，這證明普天之下都存在著兩種人，一種是壓迫人的人，一種是受人壓迫的人。
所有壓迫人的人，都有國民黨反動派撐腰，最后都歸結到蔣介石那里；所有受人壓迫的人，都被共產黨組織起來、武裝起來，最后都歸到共產黨毛主席那里。
因此窮人的出路是不證自明的：只有跟著共產黨跟著毛主席，拿起武器和國民黨反動派做斗爭才有活路，只有打垮老蔣，才能真正翻身做主人，才能過上人過的日子。
所以千萬言語一句話，咱們當兵打仗不是為了別人，咱們是了全天下的窮苦人打江山�！�
這樣的“挖苦根“活動所取得的教育成果是巨大的。
我們舉一個典型的例子：晉冀魯豫軍區6縱戰士王克勤是1945年10月邯鄲戰役被俘參加解放軍的，最初只是一個技術出眾但情緒低落的機槍手，1946年的全營訴苦大會上，他的感情受到很大激蕩，他邊哭邊說：“現在我才真正明白，當八路軍是為我們窮人干，當國民黨軍是為老財干。我一定要在八路軍里好好干下去，犧牲了也是光榮的。”
激發了熱情的王克勤很快成為全軍聞名的戰斗英雄，在不到一年的時間里先后榮立九次戰功。被提拔為機槍班長后，他忘我投入，很快把主要由新兵組成的機槍班帶成了尖子班，他被評為帶兵模范，晉冀魯豫軍區隨后展開了“王克勤運動”。
經過這樣一個思想過程，絕大多數戰士對于革命的意義和自己的使命就有了正確而深刻的認識，從而從精神上徹底改頭換面，成為了堅定的共產主義戰士。
第三階段：全面整軍
思想上的轉變，需要以組織制度的方式加以落實和鞏固。于是在“倒苦水”和“挖苦根”之后，全軍又陸續開展了全面整軍的行動，其基本內容是“三查”、“三整”、（部分部隊還搞了“三促”）和“三大民主”。
“三查”是“查階級、查工作、查斗志”；“三整”是“整紀律、整作風、整制度”；“三促”是“促團結、促進步、促斗志”。
盡管各個部隊開展的具體內容和提法各不相同，但其精神內核是一致的，就是在“倒苦水”和“挖苦根”的基礎上，真正把思想教育的成果落實在日常工作中，使之制度化、習慣化，從而實現不斷的鞏固和長久的維持。
三查、三整和三促在行動層面的具體落實，大多是通過民主生活會的方式，通過廣泛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來實現的，而其制度層面的基礎，則是落實早在紅軍時期就曾廣泛開展過的政治、經濟和軍事這三大民主：
1.政治民主，要求解放軍官兵無論職位高低，無論分工差異，在政治和人格上一律平等。各級干部要充分尊重基層戰士的人格尊嚴和政治權利，自覺接受基層戰士和地方群眾的監督；基層戰士則要積極參加連隊管理，踴躍提出合理建議。
2.經濟民主，要求部隊公平、公開地管理經濟收支，通過民主監督的方式，保證各級領導干部杜絕貪污浪費、杜絕對基層戰士經濟利益的侵害，并且組織指戰員們集思廣益，不斷提升經費的使用效率，不斷改善戰士生活。
3.軍事民主，則要求部隊在訓練中采用官兵互教的方式，開展評教評學活動，不斷提升訓練水平；在戰斗前后，則發動各級指戰員獻計獻策，總結經驗教訓，解決戰術和技術問題，不斷提升作戰能力。
可想而知，對于曾經在國民黨軍隊中，受慣了長官和老兵們的人格侮辱和肉體虐待，受夠了各級軍官的層層克扣和盤剝壓榨，在作戰時更是毫無話語權、只能像個木頭人一樣機械地聽命于長官指令去送死的解放戰士們來說，解放軍的三大民主帶給了他們多么巨大的沖擊和震撼！
經過了全面整軍的解放軍部隊，政治氣氛極大活躍、各級指戰員暢所欲言；經濟生活公開透明、基層戰士的實際生活水平遠高于國民黨同級士兵；軍事訓練和作戰更是生龍活虎。
通過全面整軍，部隊的精神面貌和軍人風紀也是煥然一新，軍民關系迅速恢復到了抗日戰爭時期的水平，廣大解放區人民擁軍優屬，奮勇支前，逐漸凝聚成了一支無比強大的力量。
“新式整軍運動”激發出強大力量
解放軍的新式整軍運動，以1947年9月28日毛澤東批轉《東北民主聯軍第3縱隊訴苦教育的報告》為標志，在全軍陸續展開，到1948年夏天，全國各解放區和各野戰軍的整軍運動基本完成。
經歷了新式整軍運動洗禮的中國人民解放軍迅速迸發出驚人的戰斗力：
1948年9月到1949年1月間，三大戰役爆發。解放軍在不到5個月的時間內，以傷亡24.4萬人的代價，消滅國民黨軍隊近155萬人，基本肅清了長江以北的國民黨軍隊，從根本上扭轉了解放戰爭的局勢。
1949年4月，渡江戰役爆發。解放軍百萬雄師渡過長江，以秋風掃落葉之勢直搗國民黨的統治心臟地區。
1949年10月，除西南7省區的部分地區之外，中國大陸解放，新中國成立。
1950年5月，除臺灣和西藏外，中國全境解放。此時中國人民解放軍中的解放戰士達280萬人之多，占同期解放軍總數的65%到70%。
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美國第七艦隊封鎖臺灣海峽；7月，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入侵朝鮮；10月，聯合國軍逼近中朝邊境，19日，中國人民志愿軍先頭部隊跨過鴨綠江，25日，抗美援朝戰爭的第一次戰役爆發。
在第一次戰役中，志愿軍就涌現了以40軍120師360團1營3連1排3班班長石寶山烈士為代表的，在戰斗中與敵人同歸于盡的多位戰斗英雄；
在第二次戰役中，東線志愿軍第9兵團在零下三四十度的氣溫條件下發動了長津湖戰役，涌現了以特級英雄楊根思烈士和“冰雕連”為代表的一大批戰斗英雄和英雄集體；同期在西線，志愿軍38軍在嚴寒中一晝夜徒步行軍70余公里阻截敵軍，在松骨峰戰斗中譜寫了一曲“最可愛的人”的英雄贊歌；
在第三次戰役中，原國民黨起義部隊第60軍——當年被稱為“六十熊”的志愿軍第50軍攻克漢城，其447團在白云山地區阻止敵人6萬部隊的進攻達9晝夜之久；
在第四次戰役中，志愿軍在極度嚴寒中固守漢江南岸長達20天，斃傷俘敵人上萬人；
在第五次戰役中，志愿軍第63軍固守鐵原15天，其189師9000余人分散成200余個戰斗小組，在500平方公里的戰場上分散防守，上演了人類戰爭史上空前絕后的阻擊奇跡；
在隨后的陣地戰階段，志愿軍同樣迸發出驚人的戰斗意志。其中僅歷時40天的上甘嶺戰役，就涌現出以特級英雄黃繼光烈士為代表的，與敵人同歸于盡的勇士多達38人；而此前不久在烈火中永生的邱少云烈士，原本也是一名解放戰士……
在歷時2年9個月的抗美援朝戰爭中，志愿軍共涌現出近6000個功臣群體和30多萬名戰斗英雄及三等功以上獲得者。他們氣壯山河的英雄行為和光輝燦爛的光榮戰績，使得偉大的中國人民志愿軍無愧于“人類輕步兵巔峰”的稱號！
毫無疑問，志愿軍驚天地泣鬼神的英雄事跡來源于他們遠超常人的戰斗意志，而他們的戰斗意志，則是1947到1948年史無前例的創舉——“新式整軍運動”的直接成果。
新式整軍運動，作為人民軍隊建軍史上的重要一頁，不僅塑造了人類軍事史上的奇跡，也是中華民族寶貴的精神財富，對于我們今天的企業管理和組織文化塑造，也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值得我們進一步認真分析和挖掘、學習。
作者：吳建明；來源：喬諾之聲(ID：geon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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