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價值中國 作者：彭劍鋒
在了解中國特色企業文化戰略之前，我們要對企業文化的概念做一次厘清。企業是企業文化的物質載體，在企業文化戰略的實操中，恰恰這一最簡單的概念往往是我們最容易忽視，但又是這一基本概念的重新拿起來審視，我們會得到更為深刻的如何將企業文化持續固化進行、如何運用更為適合的研究方法進行企業文化創新的思考。盡管不同學科的對待企業以及企業文化的視角遠不相同，但正如我們在企業文化實操中所一直強調的辨證觀點一樣，不能簡單對某一研究方向進行非此即彼的褒揚或否定，只有從不同學科的研究角度來看企業文化，才能豐富我們對于企業文化的系統思考。而在本節中，我們立足于從目前影響中國企業最多的經濟學與未來將更大影響中國企業的管理學的對于企業的視角比對來深入看待企業文化。
從經濟學角度
盡管經濟學對于企業存在的經濟理性闡釋受到了管理學者的質疑甚至批判，但效用最大化、交易成本分析、有限理性等經濟學對于企業的假設仍然深刻地影響著企業管理思想，并且運用經濟學的思維模式以及博弈論的方法來分析管理現象是應當予以吸收的。
利潤最大化將使企業文化處于無盡的物質痛苦之中
經濟理性即“最大化行為”一直是新古典經濟學最核心概念。“在新古典經濟學的版圖中，競爭是充分的，信息是完備的，交易是無摩擦的，企業是抽象化從而非人化的生產函數，所有要素作為自變量被投入這個函數，可以期待的是價格引導下的收益最大化，是各種要素貢獻此消彼長后的邊際相等。”這是企業存在價值的最基礎假設，引出了企業追求利潤最大化的目標指向。企業是否應當追求利潤最大化的論題在近年隨著企業文化的研究深入而成為一個核心論點，但存在于企業投資者或者管理者決策判斷深層仍然以此為主。我們認為單純從經濟學角度來考慮企業文化的理論基礎，很容易將企業文化視同為減少交易成本的附件工具，而忽略了文化本身精神至上的應有之義。
經濟學對于中國社會發展的深刻影響是無庸置疑的，它主張最大合理化的配置資源，以期獲得最大的投入產出比，這是沖破計劃經濟的關鍵性指導思想，因而是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開路先鋒。但經濟學內在的缺陷在于其基本假設建立在資源稀缺，因而人們的物質欲望也是無限的基礎上，但物質的追求并不僅僅是人類的福音，更是人類的痛苦。這就將使問題回到物質與精神這一對哲學上的根本矛盾上來。西方社會呼吁精神回歸的吶喊，中國社會物質文明建設與精神文明建設的失衡，中國企業核心理念的混亂，無不在告戒我們，企業領導者必須澄清企業終極存在的價值這樣的基本命題，否則，極易片面地自覺不自覺地運用經濟學的觀點來主導企業管理，那將使企業文化缺乏終極的價值基礎，最后淪落為物質的奴隸而非精神的上帝。
經濟理性思維模式將企業文化拉回到物質與精神的平衡木上
但上述的觀點并不妨礙我們采用經濟學的理性思維方式來分析管理現象。正如張維迎教授所說的：第一點，經濟學分析總是從個人出發，換句話說，“經濟學總是個人主義”。經濟學確是這樣的，經濟學對任何問題的分析包括組織行為的分析都是建立在個人行為的分析的基礎上，即由個人到組織。這一點與社會學不一樣，社會學一般是從組織到個人，首先在組織規則下研究社會個人行為。第二點，經濟學研究人們的理性選擇，它假定每個人都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至于最大化結果是什么要根據他的偏好和約束而定。這種偏好不僅僅是利己主義也可能包括利他主義，例如你高興我就高興，最大化你的偏好就是最大化我的偏好(有東西寧可讓你吃而不是我自己吃，母親都有這種特點，孩子高興所以母親高興)。另一方面，任何偏好最大化都是要滿足一定條件的。這種約束條件可能是技術決定的，例如在某種情況下，你一天的飯量總是有限的，工作時間也是有限的；也可能是制度決定的，我們后面將更多的談到這種制度的約束。第三點，均衡分析是重要的經濟學分析方法。經濟學分析某個人時，最后要落實到某種穩定的狀態，這種狀態可能是某個個人所無法改變的，我們稱之為均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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