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誰，我從哪里來，我對這個社會意味著什么”，這些與商業倫理有關的核心困惑，在當今的中國是一些沒有被解答的課題，甚至對它們的直面拷問，仍然是危險的。
文/吳曉波（微信公眾號：吳曉波頻道）
“為什么在西方文明中，而且只有在西方文明中，出現了一個（我們認為）其發展具有世界意義和價值的文化現象，這究竟應歸結于怎樣一些環境呢？”
1904年，四十歲的德國宗教社會學教授馬克斯·韋伯提出了這個問題。恐怕連他自己也沒有預料到，也就是從這個設問開始，西方資本主義完成了一次自我的倫理軸心化。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這本小冊子中，馬克斯·韋伯打開了一扇新的窗口，他將人類文明的新革命——資本主義運動進行了一次非經濟層面的文化詮釋，從宗教倫理、民族傳統的角度重新詮釋乃至定義了資本主義的精神。他的這一工作產生了決定性的成效，一直到今天，仍然是一個世界性的共識。
同樣是在1904年，大西洋彼岸的美國誕生了一本叫做《企業家》的新雜志，它的發刊詞節選自托馬斯·潘恩的《常識》，潘恩是這樣寫的：
“我要做有意義的冒險。我要夢想，我要創造，我要失敗，我也要成功。
我拒絕用刺激來換取施舍，我寧愿向生活挑戰，而不愿過有保證的生活；寧愿要達到目的時的激動，而不愿要烏托邦式毫無生氣的平靜。
我不會拿我的自由與慈善作交易，也不會拿我的尊嚴去與發給乞丐的食物作交易。我決不會在任何一位大師面前發抖，也不會為任何恐嚇所屈服。我的天性是挺胸直立，驕傲而無所畏懼。
我勇敢地面對這個世界，自豪地說： 在上帝的幫助下，我已經做到了�！�
潘恩的“常識”與韋伯的宏大論述，互為勾連，從文明屬性、價值觀到日常的行為準則，組成了一種結構化的話語體系。
作為韋伯和潘恩論述的對應體，東方文明從此陷入到一個巨大的被動境地之中。它必須解釋，為什么眾多早慧的東方文明無法誕生資本主義？韋伯在另一本作品《儒教與道教》中分析了中國宗教的這兩種基本形式對經濟生活的理性化能力問題。他斷言，無論是哪種都不具備新教那樣的責任倫理觀，因為儒教，“作為支配性的終極價值體系，始終是傳統主義取向的，對于世界所采取的是適應而不是改造的態度”。
還是在1904年，當時的中國社會，商人階層又有著怎樣的行為體現與倫理表述呢？
這一年，清帝國頒布了《商會簡明章程》，從法律上允許商人組建獨立于行政體制之外的自組織，這在本國商業史上有劃時代的意義，意味著作為一個獨立的社會階層已被政權所公開承認。此后數年，各地商會如雨后春筍般地冒了出來。在朝廷的鼓勵下，全國各省會和商業繁榮地區設立了商務總會，中小城市設立商務分會，村鎮設立商務公所，商會甚至部分地承擔了政府的經濟管理功能。
隨著各地、各市鎮商會的組建，商業勢力得以聚集，并從此成為一股不容忽視的公共力量。1904年底，在上海的《商務報》上，有人便刊文公開宣言，“商興則民富，民富則國強，富強之基礎，我商人宜肩其責�！�
歷史就是這樣，很多線頭隱藏在不為人察覺的細節中，若不做對照與挖掘，無法真實呈現。如果回到1904年，我們看到的事實是，中國商人在組織上的獨立與建設并不滯后，讓人遺憾的是，這一態勢在后來的暴力革命浪潮中被徹底地扼殺了。
到1980年代之后，隨著新儒家的興起，一些美國及臺灣的華裔學者——如余英時和杜維明等人——決定在韋伯流連過的戰場上尋找新的出路，他們試圖證明儒家的千年倫理傳統，從先秦的孔孟到明代的王陽明、清代的乾嘉漢學，都貫穿著強烈的濟世情結，儒家的眾多倫理概念——如均貧富、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等等——與現代工商精神有天然的契合點。杜維明甚至認為，只有儒家倫理才能解決當前的資本主義危機，儒家主張天人合一，它的人文精神是全面的，不是單一的。它突出人和自然的協調，以和而不同的原則處理人與群的關系，對過分強調科學主義、效率、自由的西方價值觀是一個反駁。
時到今天，盡管余英時和杜維明的觀點在西方知識界還沒有得到廣泛的認同，然而，在華人學界卻逐漸形成為一股主流的意見。不過，有一個問題卻始終沒有人解答——如果余英時和杜維明的立論成立，儒家倫理與現代工商精神有天然的契合之處，但為什么中國的現代化仍然如此艱難？
要回答上述疑問，并不容易，在我看來，答案有三個。
其一，是經典儒學大師對經濟行為的蔑視。在先秦諸子中，孔孟對工商業的闡述很少，到漢武帝時期采取獨尊儒術的國策之后，歷代儒家在經濟政策上少有突破。
其二，則與中國的大一統政體有關。自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中國以來，在中央集權的帝國模式之下，歷代治國者形成了豐富的、中國式的行政模式和經濟治理經驗，與之相伴隨的，則出現了極富特色的、先盛后衰的工商文明。當中央集權形成之時，必是專制生成、民間羸弱之際，而當地方坐大之時，又必然產生割據分裂的景象。中國所有朝代的興衰更替，無一不是這一邏輯的具體表現而已。而在這一輪回中，工商經濟一次次地成了犧牲品和殉葬品。
其三，在商業倫理的基礎性構建中，來自于工業文明前提下的商人自主論述從來就沒有出現過，它直接導致了論述的主體性缺失，而不得不回到農耕傳統中去尋找不可能的勾連，在這個意義上，余英時和杜維明們的努力其實都是在一條歧路上的徒勞。
于是，我們看到的景象正是，在獨特的國家治理模式之下，中國從來沒有獨立的工商運行體制，而當工業文明的曙光到來的時候，商人階層非常悲哀地無法建立獨立的、新的商業倫理，企業家階層對自身的身份認同感非常薄弱。
自古以來，對經商者身份的鄙視不僅僅來自統治者及知識階層，甚至連他們自己也對此頗為不齒。費正清就曾經說過，中國商人最大的理想就是，他的子孫不再是商人。即便到了晚清，先進如張謇，也把自己的下海經商稱之為舍身喂虎。上世紀二十年代期間，上海的出版事業空前繁榮，雜志及圖書印刷總量竟已超過美國，各種雜志百家齊放，可是卻沒有一本商業雜志——僅見的一本是張公權等人創刊的銀行公會內刊，在社會上并沒有公開的影響力。
在過去的三十多年里，民間資本集團的崛起是一個有目共睹的事實，企業家階層開始對自己具備了一定的身份認同意識，這無疑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一個重大的事件。但是，“我是誰，我從哪里來，我對這個社會意味著什么”，這些與商業倫理有關的核心困惑，仍然是一些沒有被解答的課題，甚至對它們的直面拷問，還是危險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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