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華爾街日報的一則報道引起關注。投資公司RIT Capital Partners攜手科瑞集團和Quercus Ventures宣布，計劃從國內募集約相當于7.5億美元的人民幣資金投資海外，開私募出海之先河。
私募，即private equity，是由一般合伙人與其他股權投資者一起，以自有資金為股本，借助高倍杠桿進行多樣化投資的機構。一般合伙人相當于基金經理，而其他投資者雖然也被稱作合伙人，但不參與私募的日常經營。
私募在金融危機爆發前曾風光無限。黑石、凱雷、KKR等為大眾熟知。近些年國內的私募也有長足發展，但在國內募集資金出海投資，還是頭一遭。這里，我們做一個簡單的分析。
跨境資本流動管制是防范國際熱錢的超級防波堤。而資本項下人民幣兌換管制是這一防波堤的基礎，也是私募出海的最大政策障礙。但在人民幣國際化的大趨勢下，防波堤上陸續開了幾道泄洪閘，管制措施逐漸松動，這為私募出海提供可能。
最常見也最大的閘門，是國內企業海外直接投資。隨著政府對企業“走出去”的態度由八九十年代的“嚴管”，轉變為目前的“鼓勵”，企業出海審批簡化、上限提高、權利下放。但對金額較大的項目，仍需發改委、商務部“逐單”審批。換句話說，這道閘門加了鎖，并非人人可過。
另一道泄洪閘是曾經火爆一時的QFII和QDII。前者允許境外投資者在境內進行人民幣投資，后者允許內地居民利用外匯儲蓄投資海外。兩者都沒有觸及人民幣在資本賬戶下的兌換問題，是道淺淺的閘門，沒碰到防波堤的基礎。
今年1月，防波堤上又開新口子。央行以1號文件的形式發布《境外直接投資人民幣結算試點管理辦法》，允許境內試點機構用人民幣開展境外直接投資，實際上等于放行人民幣在資本項下自由兌換，也給私募出海提供了回旋余地。
國內募集資金出海投資能否成行，關鍵就在于籌備私募的幕后公司中，有沒有取得試點資格的境內機構，以及試點是否允許外資機構參與。目前看來，這兩點似乎都沒有問題。私募出海在政策操作上的確可行。
私募出海有利也有弊。
從有利的方面來說，在宏觀政策面上，私募出海可謂恰逢其時。其一，它是對國際熱錢涌入的反向平衡，可以把國內多余的流動性釋放到海外，有利于緩解通脹。其二，私募出海將外匯儲備變成各類實體資產，有利于對沖匯率和通脹風險。其三，人民幣對外直接投資是人民幣國際化的必經之路，有利于加強人民幣發鈔人的獨立信用。
在微觀操作面上，私募身份的政治敏感性較低，在海外進行股權投資的阻力遠小于國企，較容易以合理的價格競購到優質資產。而且私募周轉速度、靈活性、風險偏均較高，對追求高回報的投資者吸引力較強。這實際上給國內熱錢提供一個新去處，幫助緩解國內投資渠道狹窄、千軍萬馬鬧房市的問題。
但是，私募出海也有可能帶來各種問題。
與企業海外直投、QDII等其他投資通路比較，私募最大的優勢就是對投資者沒限制，人人皆可參與，對投資項目沒限制，事事皆可參與。
私募投資主要追求財務上的回報，而資金周轉速度是決定回報率的關鍵。若在程序上走逐單審批的老路，勢必造成私募經營成本大幅飆升，變得毫無吸引力。
但若放任不管，難免泥沙俱下，使得私募有變成某些見不得光的貪、腐資金跨國轉移，甚至黑錢洗白的通路。
監管松弛可能致使私募出海淪為國際熱錢的撤退管道。在經濟過熱時，熱錢通過各種合法或非法渠道擠進國內，在經濟走軟的時候，再打著私募的旗號一跑而空，造成國內市場大起大落。此類風險也不得不防。
想在放開和監管私募出海之間取得平衡，或許可以采用摸著石頭過河的辦法，循序漸進。從小規模私募開始，從海外投資經驗較豐富的金融機構開始。將私募出海和建設香港人民幣離岸中心結合起來，讓私募繞道香港再出海外，緩沖對內地的沖擊。
還可以設立投資門檻控制風險。要求私募提供質押擔保物，或由匯豐、大摩等提供操作服務，同時分擔一部分監管責任。另外，私募的高杠桿帶來高風險，因此要嚴限銀行、保險資金參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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